士农工商,四民分业思想古已有之,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早期,教育一般是贵族的特权,汉代儒学取得独尊地位,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教育与文化底蕴。隋唐科举制度实行后,学优则仕便成为普遍法则,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更成为士子读书进仕的法定教科书。他们希冀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封建社会的主流阶层,因此往往追求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英文化,重人文政务而轻自然科学及技能技艺的学习,导致中国古代农工商等实科教育不发达。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辟土殖谷的农民,作巧成器的百工,通财鬻货的商人,为应对写信记账等生活需求,也有了读书识字的愿望与可能。而科举竞争的激烈,产生了大量的落第文人,这些受过精英教育的落榜者由雅入俗,与市井中人同流,冲破儒家思想约束,编写了大量的杂字教材。这类杂字是我国古代流传在民间与“三百千”并行的识字教材,一般句式短小,语言通俗浅显,内容简单实用。与儒家经典注重修齐治平鄙视工商的思想不同,杂字较少引证古代圣贤言论,除介绍人情世故及自然科学外,还大胆传授农业生产知识、商业经验、百工技艺等实科内容,将识字教育、知识教育及职业教育融为一体,是普通百姓生活中的百科全书,促进了中国古代民间教育的发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杂字成书从体例到内容都是对汉代以来“经学”传统的背叛,元代政府甚至明令限制乡塾使用“杂字”教学,似可作为历代统治者对其抱有偏见的旁证。但由于杂字顺应时代发展趋势,迎合百姓“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的观念,因此明清时期杂字种类增多,内容也日益丰富,它的读者不限年龄,不拘身份,成为当时中下层百姓接受教育的主要途径。事实上,发展到明清时期,杂字已逐渐突破识字教材的功能,成为对底层百姓进行知识教育及职业教育的实用教材。由此,儒家精英教育与杂字大众教育相结合,满足了不同阶层的文化需求,中国教育出现了事实上的“双轨制”,使中国传统文化以无所不在的力量渗透于社会各个角落,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及教育的普及。杂字非但在中原地区广泛流传,而且还被少数民族学习采纳,出现了少数民族杂字。杂字甚至还跨洋越海,远播台湾、日本等地,对这些地区的教育与文化做出了贡献。因此作为中国民间俗文化的一部分,杂字在中国教育史及文化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其功不可没!本论文从大量原始资料入手,追溯杂字从古至今的历史轨迹,力求透析商品经济发展下,明清杂字盛行原因及其特点,并寻求杂字与社会变迁的内在张力,以期为当今中国的教材改革、扫盲教育及农村教育提供借鉴作用。全文包括正文和结语部分,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分别论述本论文的研究缘起、研究综述、研究方法及论文基本框架等内容。第二章:主要追溯了杂字的历史轨迹。杂字作为书名起源较早,远在汉魏时代已有所见,《隋书·经籍志》就著录多种杂字,但这批早期杂字多已亡佚。宋以后识字课本丰富多样,杂字也成为当时百姓子弟农闲时接受教育的常用教材。明清时期杂字获得长足发展,其种类渐趋繁多,内容也日益丰富。民国期间新学兴起但依然有百姓使用杂字教学,建国初期及改革开放后,为配合扫盲教育全国各地也编写了多种杂字教材。第三章:讨论明清时期杂字在民间盛行的原因。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城乡生活的变迁,人们日常经济生活需要一定的读写能力。价值观念的转变,科举竞争的加剧,“弃儒经商”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市民阶层的壮大,激发了市民阶层主体本身对精神生活的向往,他们对通俗娱乐的需求,包括对读物的需求日渐明显。北宋以来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为杂字的刊行提供了技术条件。明清时期私塾教育极大发展,杂字也被大量用作补充教材。因此明清时期杂字种类渐趋增多,内容日益丰富,并在民间广为流传。第四章:系统分析杂字与其他蒙学教材相比的不同特点。传统蒙学教材注重灌输儒家伦理道德,尤其是两宋后受理学思想影响,许多蒙学教材更多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杂字教法灵活,内容多为日常事物名称及农工商等实科知识,贴近百姓实际生活,多用方言口语,通俗易懂,有的还蕴含敦亲睦族、勤俭节约、惜时上进、反对迷信等思想教化,将识字教育、知识教育、职业教育与思想教育融为一体,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实用价值,大大便利和丰富了百姓日常生活,促进了我国古代民间职业教育的发展。第五章:研究了杂字在国内外的流播情况,包括中原西北部边疆少数民族及台湾、日本等地的杂字,介绍了与杂字类似的明清商业书,分析了杂字与传统识字教材“三百千”的异同。民国期间新式学堂普遍建立但杂字依然为百姓所接受,建国初期及改革开放后,为配合农村扫盲教育,全国编写了各类杂字教材来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这些都体现出杂字对后世教育的深远影响。该论文结语部分指出杂字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它不仅是民间识字课本,更是对底层百姓进行知识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实用教材。杂字与儒家经典命运迥异,虽然没有受到封建统治者应有的重视,但对普及我国大众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民国时期包括建国后的农村教育、成人扫盲教育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等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