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从英美等发达国家开始继而席卷全球的电信自由化浪潮根本上是因为技术进步和消费者需求结构的变化使市场日趋完善或扭曲程度下降。但由于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已有的电信规制制度等因素的不同,各国电信业规制放松的路径和程度有着明显的差异。就此,本文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电信业规制放松路径到底具有何种独特性并对中国电信业市场形态有何影响。对这一问题已有的规制经济学实证理论并不能给出完满的解释。这是因为实证理论缺乏对各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的模型构建和实证研究,从而无法考虑到不同国家不同政治社会制度以及文化和市场状况下利益集团影响规制机构的能力和途径的不同。为此,本文在规制经济学实证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和博弈论主要研究了如下内容:1、电信业在技术上可实现的竞争程度以及各国规制放松的实践。本文得出的结论是技术进步使电信业已不具有自然垄断属性,而各国实践也证明可以在电信业建立有效竞争体制。但是各国规制放松的路径有着明显的差异。2、中国电信业规制放松路径的考察。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在电信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瓶颈、电信业成为高盈利产业、相应的意识形态变化以及中央政府面临财政赤字的背景下,因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部门垄断体制和大规模专用网络等因素,我国电信业规制放松具有“边缘性进入”的独特性,而这一特征与电信业仍然存在的网络经济效应结合起来,使中国电信业至今尚未建立起真正的有效竞争体制而处于一种“闭锁状态”:部门垄断基础上的市场垄断和合谋。3、针对前文总结出的中国电信业规制放松路径特征,在这一部分,本文建立了三个博弈论模型。第一个是“边缘性进入”模型,第二个模型“双寡头情况下的边缘性进入”对第一个模型做了深化。第三个模型“分市场垄断”解释了分行业和分区域垄断企业之间的互相进入问题。4、从利益集团、技术进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三个角度探讨了退出中国电信业目前“闭锁状态”的可能性和条件,本文的结论是,指望单独的某一种力量因素来促使中国电信业向更优制度均衡演进是不现实的,中国电信业有效竞争体制的实现既需要WTO框架下外资的进入和国内民营资本的参与,也需要中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因而中国电信业的“闭锁状态”在可预期的较长一段时期内将得到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