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论》是东晋佛学家僧肇的最主要的著作，它接续并超越魏晋玄学而阐发纯正的般若中观学义理，即大乘空宗理论，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历史上注疏《肇论》的人很多，几乎遍及各代，他们都是站在各自的思想立场上对它进行诠释，因此，《肇论》思想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本文拟通过对《肇论》及其注疏的梳理和分析，对《肇论》思想意旨及其历史演变进行探讨，以期从一个侧面关照“佛教中国化的复杂性”问题。 首先，该文结合《肇论》产生的背景阐述它的思想。魏晋时期，玄学兴盛，“六家七宗”流行，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肇论》应运产生。该论中，僧肇使用印度式的般若思维方法，包括中道思想、无分别观念、二谛理论、遮诠法和空的观念，来阐发“空”的主旨。其中《般若无知论》讲“智空”，《不真空论》和《物不迁论》讲“法空”，《涅槃无名论》讲“智法俱同一空”的“果空”。以这个僧肇著述的先后顺序来研究《肇论》，可以展现他认识“空”的线索。总体看来，《肇论》是消解了“格义”佛教和“六家七宗”般若学中的玄学义理的影响，而阐发纯粹的印度佛教原理。它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还原化著作，为更高程度的佛教中国化提供了可能。 其次，该文系统地梳理了历史上的《肇论》注疏。惠达《肇论疏》站在涅槃佛性学的立场上对它进行诠释，是佛教进一步中国化的彰现。元康《肇论疏》用文本诠释和哲学诠释两种方法向《肇论》原义回归，偏向于佛教还原化，体现了佛教中国化是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宋明时期的《肇论》注疏，包括遵式《注肇论疏》、净源《肇论中吴集解》和《肇论集解令模钞》、文才《肇论新疏》和《肇论新疏游刃》以及德清《肇论略注》等，都是用“真常唯心系”理论诠释“性空唯名系”的《肇论》，并以心性论为主要哲学基础表现出诸宗融合与三教合一的理论倾向，这说明它们的思想已经超越了隋唐佛教，佛教中国化是在宋明时期而不是在隋唐时期最终完成的。 最后，该文做出结论。认为《肇论》思想及其历史演变从一个侧面为“佛教中国化的复杂性”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参照。它一方面表明佛教中国化并不是简单的直线上升式的，而是在与佛教还原化的张力之下逐步进行的。另一方面，结合《肇论》及其注疏发展演进的过程纵观中国佛教史，可以把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分为法性论、佛性论和心性论三个阶段。其中《肇论》终结了佛教中国化的法性论阶段，惠达《肇论疏》突显了佛教中国化的佛性论阶段，元康《肇论疏》体现了佛教中国化三个阶段之间的相互渗透关系，遵式《注肇论疏》、净源《肇论中吴集解》、文才《肇论新疏》和德清《肇论略注》则显示宋明时期才是佛教中国化心性论阶段的最终完成时期。从学理上看，法性论、佛性论和心性论三个阶段都有一定的思想价值，这个划分说明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其理论是不断趋向圆融的，而且表现出从外在追求到内在超越的思维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