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Campbell指出家庭金融独立于资产定价和公司金融成为金融学重要的研究分支,其前景十分广阔,家庭金融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层出不穷。归纳现有文献,关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家庭特征(年龄、性别、家庭人口数量、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家庭财富等)、背景风险因素(劳动收入风险、房产投资收入风险、实业投资收入风险、健康风险等)、行为参与因素(认知能力、金融知识、金融可得性、风险偏好、参与惯性等)和社会特征因素(社会互动、社会资本、社会保障、税收、制度、信任等)角度分析。本文主要关注文化与家庭经济之间的关系,主要关注变量为文化多样性和家庭金融资产占比。十八大报告以来,“文化自信”成为热词,文化的重要性日益受到我国政府的重视。2011年我国提出“文化强国”战略;2012年习近平提出高度重视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我国多次强调通过文化自信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国际影响力,通过创新和创造进一步释放文化生产力,实现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建设。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二者相互作用、相益得彰。中国地域辽阔,民族语言多元化,拥有丰富而多样性的文化特征,是一个研究文化多样性的理想场所。本文基于以上背景,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中国家庭综合调查(CGSS)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了文化多样性对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同时从我国资本市场改革、金融机构设计金融产品提供服务,促进家庭金融资产合理配置等方面提供建议。首先,本文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参考Destem等(2017)使用社会抵触模型构造文化异质性指数的方法构建文化的衡量指标Div,以测度各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文化差异。其次,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2011年8000多户以及2013年的28000多户家庭为研究样本,进一步分析文化多样性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主要选择了金融资产占比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进行对居民金融资产投资广度和投资深度的研究。然后,考虑气候条件、地理因素、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东西部、南北方、城乡之间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行为规范、信念等方面存在差别,地域文化差异明显。此外,我国是一个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国家,不同宗教信仰所体现的信念、思想、行为等截然不同,丰富了我国的文化资源。文化背后所代表的思维方式、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不同会对不同群体的金融资产配置产生差异影响,因此在东中西部地区、南北方、城乡之间、有无宗教信仰之间进行文化影响差异检验。进一步分析,文化多样性对家庭金融资产参与以及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份额的主要作用机制是文化信任效应,由于普通话普及和九年义务教育政策的推广,人们基本能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而不存在明显的沟通障碍,文化交流效应明显下降,而文化多样性所代表的文化价值观、身份认同和语言认同以及形成的社会资本才是影响家庭居民金融资产配置的深层次因素。文化异质性越高,经济个体之间的信任程度会越低,容易产生揣测、分歧以及心理距离,不信任和不确定性的增加会降低居民的对金融资产的偏好程度以及风险承受能力,推迟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影响金融市场的积极性,最终影响金融资产投资。最后,考虑到文化和居民金融资产选择之间存在双向影响,因此引入族际通婚率和地形起伏度作为工具变量讨论内生性问题。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文化多样性对居民金融市场参与和金融资产投资显著负相关,年龄、性别、教育水平以及家庭富裕程度等家庭特征对居民金融资产配置同样存在相关性关系,其中文化多样性对不同年龄段居民资产配置的影响呈现倒“U”型效果,具有生命周期效应。其次,地区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正向影响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文化多样性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差异影响以及宗教信仰影响差异。在西部地区,文化多样性对居民家庭资产选择影响要大于东部地区;在南方地区,文化多样性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影响也要大于北方地区;在农村地区,文化多样性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边际影响也高于大于城市地区家庭;无宗教信仰居民的文化差异性对居民金融资产配置的消极影响要大于有宗教信仰居民,在有宗教信仰群体中,文化发挥着积极的边际效应。总之,在文化差异越大的地区,文化多样性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消极影响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