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经济体量越来越大的同时,对经济质量的要求也日益提高,自愿、随意的环境信息披露已经不能和新发展阶段相适应,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成为必然趋势。2015年,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相继施行,对重点排污单位必须披露的环境信息做出了强制性规定;2016年,证监会发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要求重点排污单位在年报中披露规定的环境信息。由此,从2016年开始,重点排污单位迎来强制披露时代,改变了过去只有超标单位要求强制披露环境信息的局面,同时,公开披露的渠道拓展至年报,要求披露的内容也更加全面和具体。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一方面对外提供了增量信息,降低了外部监督者获取信息的成本,另一方面提升了外部监督者的监督收益,从而使企业的市场关注度进一步提高,市场关注度的提高放大了企业的违规成本,导致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减少。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2013—2018年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根据国泰安数据库中的“上市公司环境监管与认证披露情况表”,以及企业年报中披露的是否属于重点排污单位的信息,筛选出受到政策影响的重点排污单位作为处理组,其余不受政策影响的企业作为对照组。根据政策实施年份2016年,将2016—2018年作为实验期,2013—2015年作为对照期,利用双重差分法进行研究。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可以显著减少企业的违规行为,该结论通过稳健性检验再次得到了证明。紧接着,为了进一步探究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异质性影响,本文从外部监督视角和内部治理视角分别引入分析师关注度和股权集中度两个变量进行分组研究。研究发现,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对违规行为的影响在分析师关注度低、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中更显著。对分析师而言,分析师可以起到监督企业违规行为的作用,分析师关注度低的企业,这种监督作用较弱,公司违规的可能性较大,外部治理空间较大,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可以弥补分析师关注度较低这一缺陷,发挥外部监督的作用,制约公司的违规行为;对股权集中度而言,在股权集中度过高的企业,大股东更容易扮演掠夺者的角色,和管理层合谋粉饰信息,企业的违规行为较多,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可以弥补股权集中度过高这一内部治理缺陷,减少企业的违规行为。进一步地,本文将从市场关注度这一方面来探寻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导致企业违规行为减少的内在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显著提高了市场关注度,具体表现为分析师关注度以及媒体关注度在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后均有显著提升。同时,本文还将从违规类型和违规严重程度两个维度探寻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对违规行为的细化影响。研究发现,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对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在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样本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另外,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可以显著减轻企业的违规严重程度。总结上述结论,本文认为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会显著抑制企业的违规行为,其作用主要通过市场关注度这一内在机制发挥,并且这种政策效应在分析师关注度较低、股权集中度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从而验证了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不仅可以替代分析师的监督作用,也可以弥补股权集中度过高这一内部治理缺陷。本文的研究结果一方面能引导企业优化环境信息披露,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增强投资者、监管机构、分析师等对企业环境信息的认识,为政府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