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民间借贷古已有之,并且很早就超出了友邻互助范畴,萌发出了商业化的属性。建国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金融高度管控,民间借贷市场缺乏合适的生长环境,一度限制于互帮互助的生活型借贷模式,借贷行为多在具有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的熟人之间直接发生,无需借贷中介居中撮合。2003年以来,国家逐步放开对民间小额信贷的限制,民间信贷产业快速发展,借贷规模不断扩大,民间借贷服务中介行业随之蓬勃发展。民间借贷服务中介的兴起,在促进借贷信息交换、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解决了部分社会融资需求。但与此同时,民间借贷服务中介作为资本市场的参与者,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制和市场监管措施,发展带有盲目性、任意性。特别是近两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形势趋紧,财政政策由适度宽松转向稳健,正规金融行业集中收贷,民间借贷市场风险集中爆发,大量民间借贷纠纷涌入法院寻求司法解决,民间借贷交易过程中的种种不规范行为随之暴露。实践中,一部分放贷人与民间借贷服务中介之间存在股权、人事、经营控制等关联关系,放贷人借助服务中介的名义收取超限高息,借贷服务中介逐渐由居间主体异化为放贷人收取高额利息的共同体。通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阅相关案例,发现全国各地法院对该类案件作出的裁判相去甚远,受关联关系隐蔽、事实查明困难、法律规定不明等因素影响,对借贷服务中介收费问题的认定正逐渐成为当前基层司法者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突出难题。本文以在全国26个地区法院均有判例的夏某放贷类案为例,分为五个部分对该问题进行分析。第一部分对本课题的研究情况进行概述,主要介绍了本课题研究对象产生的社会背景,课题研究目的,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实践意义。第二部分简要介绍具有典型意义的夏某诉汤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基本案情,夏某作为股东的三家公司为夏某与汤某之间的借款提供中介服务,共计收取中介服务费用占借款总额的14.32%。结合该案及大量相似类案的特征,分析存在的中介方与出借人关系密切、中介费是否支付存疑、利率约定隐蔽、中介费标准畸高等普遍存在的四个方面问题。第三部分简要介绍各地法院对前述类型案件存在的判决分歧,阐述观点认为相当部分服务中介已经异化为放贷人逃避利率监管、收取高利回报的附庸和工具,对此该类中介收取的中介费用应当认定为放贷人收取的高息予以抵扣,同时分析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事实认定上的困境,仅从法律适用层面进行统一无法实现该问题的解决。第四部分从产生源头分析民间借贷服务中介出现异化的原因,资本逐利性是内因、监管缺位是外因,市场环境恶化助推了这一现象。提出民间借贷服务中介对于促进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和繁荣具有积极作用,应当找准异化根源,引导该行业正常健康发展。第五部分从促进民间借贷服务中介规范发展进行法律规制层面的思考,主要从建立分类体系、明确主体准入要求和监管机构、出台专项管理办法和统一司法裁判尺度五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