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疆土辽阔,地域相连,四周有天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在这片土地上,居于北部的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长期相处。由于所居住地区的经济地理条件不同,形成了区域经济的自然分工。同时,也正是这种区域经济的自然分工及发展不平衡和地理上的互相连接与交错杂居,为他们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提供了天然条件。明朝建立后,蒙古地区畜牧业和狩猎业的继续得到发展,而中原农耕地区的经济、文化依然对蒙古等游牧民族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明代的蒙古等游牧民族,由于单一的生产、生活方式,他们必然要随着经济活动的扩大和物质需求的增长而寻求新的牧场或以畜产品与中原的农产品、手工业产品进行交换。而农耕经济文化极为发达的中原地区,同时也需求游牧经济文化的某些补充。比如游牧地区的特产马、牛、羊、骆驼及皮毛、药材等,就是农耕生活所必不可少的。但是,由于明廷及蒙古封建统治阶级出于自己的贪欲和本民族的私利,极力制造民族矛盾,挑拨民族关系,推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反动政策,不断发起民族间的攻伐战争,造成历史上北方各民族之间和中原汉族之间剑与血的斗争和民族关系中存在着疏远、隔阂。使民族间正常交往不能进行。掠夺与战争与明始终。然而,出于经济、政治上的需要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明朝和蒙古之间的交流也得以通贡和互市的和平形式进行。而且,民间的互市贸易形式逐渐成为蒙汉交往的主流。由于地缘关系(山西背靠蒙古草原,南接中州河南,右连陕西,左屏河北,位于北方蒙古草原单一的游牧经济区域和中原汉族农耕和手工业区域之间),晋人自古与北方少数民族错居杂处,二者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在明代更是肩负着沟通北部边疆游牧经济社会与中原内地农耕经济社会互通有无,增进中原与边陲汉蒙等诸民族间发展经济、文化交流的重任。通过开中及马市等贸易活动,晋商逐渐兴盛起来,成为明代比较独特的一个经济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