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模式下,环境保护成为地方政府一项重要职责。能源效率作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指标,在社会资源运行效率的衡量中起着标杆作用。我国计划到2035年,要让重点行业产业的能源使用效率提升到国际先进水平,时间紧任务重。节能环保支出作为一项政府有针对性的环保预算科目,能够最直接的反映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和引导倾向,对能源效率的提升承担着责任并拥有规制资源使用的权利。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政府环保支出政策的制定有借鉴意义。节能环保支出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如何?在不同的区位条件下这种效应的差异是否明显?本文首先从理论上阐述节能环保支出和能源效率的相关理论研究;其次,分析节能环保支出及能源效率的现状和趋势;最后详细探讨可能的影响路径并通过实证分析验证提出的假设,针对性的给出建议。本文利用2007-2017年203个地级市的数据作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政府节能环保支出对单要素能源利用率的影响机制和效果。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是:（1）我国当前的节能环保支出相对规模不高,能源效率逐渐提升。（2）节能环保支出始终能够对能源效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本文还尝试替换被解释变量和寻找工具变量两种方法进行检验,在经过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全要素能源利用率;将同一省份其他地市当年环保支出规模均值作工具变量等方法验证后结果依然稳健。（3）关于影响机制,本文运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技术创新在财政环保支出与能源效率之间的中介作用,占环保支出对能源效率总效应的28.9%。（4）在异质性分析中,运用基准模型回归验证了环保支出在工业基地的节能效应大于非工业基地;又补充运用门限效应模型分析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区间效应。研究发现当人均GDP小于22432元时,由于社会初始发展的产业结构层次低,增加的财政支出可能导致收入的压力转移给生产者,迫使他们通过过度开发能源获取收益,不利于能源高效运转;而当人均GDP跨过22432元的门限值后,节能环保支出就一直能对能源效率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效应在越过第二门限值51213元后显著上升,收入增加带来的环保意识提升使得节能环保支出的引导效应更为明显。在经济开放程度方面,经过测算当外商投资占生产总值比重低于4.31%时,可以通过技术溢出和先进的管理经验、设备提升当地能源利用率,但当占比超过这个数值,则环保支出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不再显著,这提醒政府在引进外资过程中既要注重数量更要关注质量,低端外资企业的过度引进可能导致政策发挥的效用被限制,不利于能源效率提升。最后本文针对分析出来的结论,提出了规范节能环保支出预算管理、加大推进技术创新发挥中介效用、增加高能耗地区的财政环保投入、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对外开放程度规划节能环保支出安排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