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初期前苏联成为我国学习的模板,在教育领域大范围得引进苏联教育学发展成果,其中最主要学习的对象就是前苏联教育学者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文章以凯洛夫《教育学》为例,在了解凯洛夫身份的基础上,从传播方式、途径、影响等分别论述此书在中苏两国传播过程及不同结局,以期能够以小见大,提出关于外来教育理论引进的境遇和启示。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命途多舛,引进之初伴随政府意志的推动,通过留学生、访苏代表团的派遣,苏联教育学者的来华指导等方式,在引进之初就在我国教育界“走哄”。但也随着中苏关系破裂及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而被打上资本主义的标签,在我国教育界的地位急转直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育界才更多的以客观理性的立场来分析和应用其中的教育教学原理。就其对我国历史教学的影响来说,主要涉及到唯物史观的确立、直观教学的广泛应用、教学大纲的编制、教研组的成立四个角度,对于规范我国建国初期的历史教学起到重要作用,也为今天的历史课堂奠定了基调。但毫无疑问也产生了一些“嫁接”过程中的“排异反应”,阻碍当今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提醒我们在初步在引进国外教育理论时教育理论的引进应植根于本国土壤,教育实践应适度吸收合理成分,以此确保我国教育学建立的根柢安如磐石,同时体现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