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泰国之所以成功维护主权独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外交因素作为泰国主观努力的一部分，是整合各要素的中心环节，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一方面通过外交自身的努力体现出来，另一方面还通过其他因素亦通过外交途径发挥作用得以体现。其他因素通过外交发挥作用，同时也成为促使外交成功的原因。 泰国均势平衡的外交风格不是19世纪的产物，它萌芽于西方到来之前的东南亚区域内交往中，形成于16至17世纪与西方早期间或的接触中，成熟于19世纪维护主权独立和完整的斗争中，与泰国宗教哲学一脉相承，有着绵长的历史渊源和宗教根源。 泰国近代改革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制度、规则和观念等规范的改变上。泰国在保持信仰等根本传统不变的情况下，按照西方流行观念做出部分融通，重塑了自身身份，减少了不必要的摩擦。这些规范层面的改变在与西方的交往中被感知，它们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发挥作用，一方面也促进外交活动的展开。 地区局势也为泰国开展外交活动提供了便利。西方在中国、亚洲以及欧洲不断产生的矛盾和力量的变化无疑对泰国均衡外交的运用有一定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