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情况下，投资者认为基金的收益与宏观经济有关，基金经理的个人能力也决定投资业绩的好坏。普通投资者在购买基金时，会希望基金管理人具备选择投资标的和投资时机的才能，从而在相同的风险下，能够获得更大的预期收益。基金管理人的能力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宏观方面，二是微观层面。作为基金的投资者，由于基金管理者微观层面的绩效更便于观察，因此投资者通常只考察基金的微观层面，不考虑宏观层面。前者主要为基金管理者选择股票标的能力，后者主要为基金管理者时机选择能力。选股能力体现在基金管理者通过研究个股或者行业资料能够发现价值被错估的股票，即具有成长性的股票或者严重被高估价值的股票，在文章研究期间，由于我国股市历史上无法卖空单个股票，基金管理者重在挖掘价值低估的股票，表现在证券市场线方面，为目前股票的收益率偏离证券市场线，这种对个股的研究被称作微观层面的预测。宏观层面的能力主要是体现在基金管理者对整个市场的整体走势的预测能力，如果基金管理者判断未来市场组合收益率将上升，则基金管理者将会增加自己手中持有的投资组合，将低风险的投资标的转换成高风险的股票组合，从而在相同的市场组合风险溢价的情况下，获得更高的投资组合风险溢价，如果基金管理者判断未来市场组合收益率将下降，则会将所持有高风险高β投资标的换成低风险低β的投资标的，即如果基金管理者能够判断整体大盘的走势，就将在大盘走势改变的时机转换不同风险类型资产，从而获得比市场组合收益更高的收益。
　　一直以来，对基金的业绩、基金的运作、基金管理者是否能够战胜市场都存在质疑的声音。通过研究从2006年到2013年年底的所有开放式股票基金管理者是否具有选择股票的能力及预测大盘走势的能力从而配置不同风险程度的投资组合，实证的结论有助于对这些质疑的回答提供一些帮助和解惑，从而了解截至2013年年底存续的所有基金的真实业绩情况。我国目前的研究成果中大多数观点认为基金管理者具备了选股能力，但是是否具备时机选择能力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作者通过阅读对我国基金管理者投资能力的文献，总结了造成不同结论的原因，在相同的研究阶段内，造成实证结论不同的原因主要包括样本量不同、模型选择不同、无风险利率选择不同、收益率计算方法不同造成。为了寻找一个较为确切的答案，作者不再使用抽样选择研究的样本而是对整体进行实证、选择目前国内使用最多、认可度最高的三个模型同时进行实证，并对无风险利率的选择、收益率的计算进行了更为慎重的选择，试图能够排除由于抽样不同、模型不同、无风险利率选择差异、收益率计算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研究结果，得出一个相对可靠的实证结论，试图回答一直以来基金管理者是否具备时机选择能力的疑问。
　　研究意义在于即由于机构投资者在专业素质和研究能力方面平均水平强于个人投资者，在了解机构投资者是否具备选股能力，以及选股能力的大小，是否具备预测大盘走势，以及是否通过不同风险的资产之间的灵活转换战胜市场即了解基金管理者真实的投资能力可以对个人投资者在做投资时主要关注点起到指引的作用。由于目前基金评价体系中，往往只考虑基金的选股能力，而未考虑到基金的时机选择能力，不利于投资者通过自己的偏好来进行选择，只有正确的评价基金选股能力和时机选择能力，投资者通过评价结果做出符合自身投资偏好的投资选择，能保护到广大基金投资者的利益，促进资金在资本市场上的有效配置，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对基金的管理者起到压力和鼓励的作用。另外，将基金的运行结果分为时机选择能力和选股能力来评价，能够让基金管理者看到自己在宏观还是微观方面的具体的不足，从而有的放矢，提高不足方面，加强优势。总之，了解基金管理者真实的投资能力有助于基金市场的健康发展。
　　研究内容为通过阅读国内对基金管理者投资能力的文献，分析造成研究结果不同的原因，对各种原因进行深入讨论，总结了造成不同结论的原因有样本量不同、模型选择不同、无风险利率选择不同、收益率计算方法不同，从每个原因出发，试图探索一个相对客观准确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例如样本量不同则文章使用整体进行实证，模型选择不同则通过比较分析每个模型的意义和区别，再试图对每个模型进行实证后比较分析结论。
　　研究思路在于使用三个模型分别进行实证研究，三个模型分别为TM模型，HM模型和CL模型，选择这三个模型在于通过阅读国内外文献，这三个模型应用最广、研究最多，但实证结论之间存在争议，同时对三个模型进行实证意在对三个模型的意义和区别进行探讨和比较，是否模型将影响对我国基金管理者能力的判断。研究设计是对开放式基金的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预期的结论有两种。这是由于从我国目前对这方面的研究结论来看，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基金管理者拥有时机选择、判断大盘走势的能力，另一种观点认为基金管理者不具备时机选择、判断大盘走势的能力，通过阅读已有的文献，由于他们使用不同的模型，得出不同的结论，也有使用相同的模型，得出不同的结论，作者预计，三个模型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即三个模型的实证结果可能相互冲突，部分模型能证明基金管理者有判断大盘走势的能力和选股能力，部分模型无法说明。若为不同结论，可能需从模型上进行分析造成不同结论的原因，是否这三个模型是相互冲突，并寻找中国更试用于哪一模型。作者预计第二种实证结果是三个模型结论一致。而最后实证结论是三个模型的实证结论一致，证明我国基金管理者具备选股能力却不具备预判大盘走势进而提前改变投资组合的结论。
　　论文结构为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研究背景、意义、研究内容及研究的创新。第二章为基金的概述，主要介绍中国基金的发展历史、基金的分类、基金管理者常用的分析方法包括基本分析、技术分析、演化分析。第三章为文献综述与文献评述，介绍目前国内外研究的情况以及对文章的启发。第四章为研究的设计，主要介绍数据的选择、研究所选择的模型的意义和不同模型之间的区别。第五章为实证结果与分析，主要介绍三个不同模型的实证结论都证明了我国基金管理者不具备时机选择能力而具备了选股能力。第六章为原因分析与可进一步研究之处。
　　研究的结论为三个模型的实证结论都显示我国基金管理者在2006-2013年期间拥有选股能力、不具备时机选择能力。由此推断，在2006-2013年期间，不同模型、样本的不同不是造成实证结论截然相反的原因。
　　文章特点在于同时采用三个模型，试图寻找国内研究者得出不同结论的原因，将三个模型同时进行比较。国内目前的研究者一般使用单一的模型对较短期间、个别基金样本进行研究，并且历史上未比较不同模型之间的区别和意义，各个模型得出的结论也不相同，作者综合分析多个能对择时能力进行判断的模型，分析其意义和区别，对从2006年存续至2013年年底所有开放式股票基金进行实证研究，样本量大、时间跨度长，对相同数据使用不同模型实证，进而分析比较不同模型之间是否导致不同结论，最终结论说明在2006年-2013年期间，不同的模型不是造成目前观点截然不同的原因。另外，文章指出了目前学者在研究开放式基金绩效中一种对市场收益率普遍采用的可能不太合理的标准。通过阅读国内的研究发现，我国在研究开放式基金的绩效的论文中，大量学者使用了代表市场整体走势收益率*80％+国债收益率*20％作为基金市场组合的衡量标准，但是在2004年6月1日《基金法》正式实施后，第五章第三十三条中的国债比例的不得低于该基金资产净值的20％的限制被取消。即从1997年到2004年的期间，基金中收益率中20％是为国债的收益率，而从2004年后基金的投资组合更加灵活，基金管理者自由裁量的空间加大。另外，作者使用国债逆回购的利率代表无风险利率。由于我国定期存款利率并未市场化，利用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可能有失偏颇。文章认为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并不能完全代表无风险利率，由于利率未市场化，将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作为无风险收益率，可能会夸大股票组合本身的风险溢价和市场组合的风险溢价。另外，国内文献中未区分基金净值和累计基金净值，通常采用基金净值计算收益率，作者在实证中提出两者的区别，由于基金管理者在运行基金的过程中，有分红与拆分两种情况可能出现，此时基金单位净值会产生剧烈波动，由于各基金之间分红和拆分的情况迥异，无法进行比较，因此出现基金累计净值概念。利用基金单位净值计算收益率未包括分红导致的收益率变化，却包括分拆未导致的收益率变化。而基金累计净值指基金自成立，每日改变的累计值，不加减分红和分拆的情况，与基金初始净值的和。因此，两者区别会严重影响基金的收益率的准确性，用基金单位净值计算收益率有失偏颇，故文章不使用基金净值数据，采用基金累计净值计算开放式基金的收益率，试图使实证结果更可信、准确。
　　论文的不足在于没有对研究期间进行分段实证，可能在某一个期间基金管理者具备时机选择能力，而在某一个期间不具备时机选择能力。并且，对造成我国基金管理者不具备时机选择能力而具备选股能力的原因没有进行更深一步的求证。
　　文章未来的研究方向为分阶段来研究基金管理者的投资能力，并且进一步研究基金管理者不具备时机选择能力而具备选股能力的真正原因，作者目前只对其做出部分猜想，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并未做进一步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