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管理制度逐步健全,管理方法日益完善,管理模式更加成熟,但无论我们如何智慧敏捷地前行,却依然难以避免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现代文明社会冲突和纠纷的普遍存在正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提出的矛盾普遍性原理的时代印证。社会冲突理论普遍认为,之所以存在社会冲突和利益纠纷,其本质上是不同信仰、价值观、追求目标对于所处区域的权益好处、上等地位和资源配置的争夺,这种斗争是整个社会中重要的平衡机制。行政争议是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分歧、摩擦。这种争议不同于其他民事主体之间的普通矛盾,争议的源头在于社会的管控和调整,争议的一方当事人是社会管理中最重要的主体——行政机关,所以如何处理好行政争议,妥善化解此类纠纷,不仅关系到公民合法权利的保证,也关系到对行政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制约。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在解决行政争议的过程中,同样被给予重托。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人民法院习惯运用传统且熟练的审判裁决方式,应对内容常规、结构单一的行政争议,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已经进入到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近年来“民告官”案件数量显著增加,且出现了“种类多、形式新、执行难”等特点。在这样关键的历史时期,就需要人民法院转化诉讼观念、改变工作方法,以新的思维应对新的问题。人民法院运用协调的方式解决行政争议,是拓宽公民权利救济途径和规范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有效方式。本文以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为切入点,客观描述并加以分析我国当前行政诉讼的整体概况,对以协调方式解决行政争议阐明重要的学理价值论证和实践操作优势,并参考国外有代表性的历史经验,指出协调方式中的重难点,强调协调方式适用的范围和原则,并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应建议,通过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的完善,维护社会稳定的运行秩序,推动社会整体朝向更加良好的方向循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