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调查和分析神经重症患者直系陪护家属症状负担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以不悦症状理论为框架从疲劳、疾病不确定感和家庭功能等方面探讨各变量间关系与交互作用,为评估神经重症患者直系陪护家属症状负担和开展精准干预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方法,从2020年3月1日至2021年1月31日,选取济南市2所三级甲等医院神经重症监护室（neuro-intensivecareunit,NICU）住院的、符合纳入标准的神经重症患者直系陪护家属,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工具包括患者和直系陪护家属的一般资料、疲劳量表（FS-14）、疾病不确定感家属量表（PPUS-FM）、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APGAR）、记忆症状评估量表（MSAS）。采用SPSS21.0进行数据统计分析,主要包括描述性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采用Amos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计算交互作用系数。结果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04份,回收后经核查最终确定的有效问卷为282份,有效率为92.76%。研究结果如下:1.神经重症患者、直系陪护家属的基本信息本研究涉及282例神经重症患者,包括男性208人（73.76%）、女性74人（26.24%）。脑出血患者占比最高（57.09%）,其次是重度颅脑损伤（23.40%）、脑梗塞（18.09%）。受访的直系陪护家属中女性占比62.06%,87.94%婚姻状况为已婚,42.55%接受过高等教育（大专及以上）,67.02%身体状况为健康。2.神经重症患者直系陪护家属症状负担及相关因素状况神经重症患者直系陪护家属症状负担为（0.65±0.50）分,担忧（95.74%）、感到忧伤（92.55%）、感到紧张（89.01%）的发生率超过或接近90%。症状负担顺位基本与发生率保持一致,生理和心理症状平均为（0.57±0.55）分、（1.67±0.86）分,总困扰指数为（1.22±0.70）分。受访直系陪护家属的疲劳、疾病不确定感、家庭功能得分分别为（6.89±3.90）分、（87.02±14.85）分、（7.86±2.51）分。3.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神经重症患者直系陪护家属的症状负担在不同患者婚姻状态和直系陪护家属身体状况、宗教信仰、月收入水平、患慢性病种数及睡眠状况下存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4.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神经重症患者直系陪护家属症状负担与疲劳（r=0.532）、疾病不确定感总得分（r=0.189）存在正相关,与家庭功能（r=-0.147）存在负相关,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5.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神经重症患者直系陪护家属症状负担随疲劳以标准准化=0.361)和疾病不确定感（β标准化=0.092）得分增加而增加;直系陪护家属宗教信仰为佛教（β标准化=0.147,参照组为不信教）、身体状况良好（β标准化=0.104,参照组为健康）、患1～2种慢性病（β标准化=0.103～0.104,参照组为不患病）、在患者转入ICU后的睡眠时间更少、质量更差（β标准化=0.226）会增加直系陪护家属的症状负担（均P＜0.05）;患者的婚姻状态为已婚（β标准化=-0.197,参照组为未婚）及受访直系陪护家属月收入为2000～2999元（β标准化=-0.142,参照组为＜2000元）会降低直系陪护家属的症状负担（均P＜0.05）。以上各因子可解释神经重症直系陪护家属症状负担的41.45%。6.症状负担相关生理、心理和环境因素作用路径经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疲劳（β标准化=0.613）评分越高,神经重症患者直系陪护家属症状负担也越高（P＜0.001）。疾病不确定感与家庭功能的交互作用会降低神经重症患者直系陪护家属的症状负担（β标准化=-0.203）,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1.神经重症患者直系陪护家属症状负担为（0.65±0.50）分,心理症状较生理症状更为常见,其中担忧的发生率最高。症状负担与症状发生率顺位基本一致。2.神经重症患者直系陪护家属的疲劳和疾病不确定感评分上升、身体状况为良好（参照组为健康）、患1～2种慢性病（参照组为不患病）、信仰佛教及患者转入NICU后家属睡眠时间更少、质量更差会增加直系陪护家属的症状负担,患者已婚（参照组为未婚）或直系陪护家属月收入2000～2999元（参照组为＜2000元）会降低直系陪护家属症状负担,因此可考虑通过减少疲劳、降低疾病不确定感和改善睡眠等措施减轻直系陪护家属的症状负担。3.疾病不确定感与家庭功能的交互作用会降低症状负担,因此要充分发挥家庭在合作、分担和共享等方面的功能,以消除或降低神经重症患者直系陪护家属的疾病不确定感,进而减轻其症状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