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言是清代乾嘉朴学大师,被誉为“乾嘉易学三大家”。他在易学、礼学和词学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是研究这一时期经学和文学不可忽略的人物。张惠言是清代今文学的先导性人物之一。“今文经学者”这一词语表示经学上追求“微言大义”以及政治上有着强烈参与意愿的一批学者。在他古文家、词人、诗词论家、书法家、经学家的众多身份中,其底色的身份是今文经学家。作为一名将学术归宗为求道于虞氏《易》、郑氏《礼》的经学家,“求道”是真正理解张惠言学术的生命力所在的钥匙。张氏学术主旨是以礼经世,在此一以贯之的主旨下,他重新开发了郑玄礼学和虞翻易学的思想,认为六经都揭示了作为天地之序的礼。《易》的内容是阴阳消息,《礼》的内容是礼乐制度,《礼》、《易》两经是礼治的重要经典,两部经书以“象”实现了会通,并以各自所具有的礼象、易象表述出作为天地之序的礼。人的行为就在合乎易象“乾元用九”的过程中合于礼制。第一章张惠言的生平与著作。到张惠言生活的时代,明末清初的实学已经转换到“训诂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的治学之风。虽用训诂考据的方法研经,张惠言同当时的一流学者一样念念不忘学以治世的初心。他的家族及其本人与江南学术世家人物的交往对他学术由时文转为古文,由古文转为经学有着重要影响。在为学方向经历几次转变之后,他最终确立了“求天地阴阳消息于《易》虞氏,求古先圣王礼乐制度于《礼》郑氏”的治经路线。第二章以礼经世的治易课题。张惠言以礼经世的学术主旨的确立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其一,实学大兴的时代思潮。清代各学术派别,虽然都追求能够直接学以致用的实学宗旨,反对证悟形上之理的玄解方法,但他们又有着各自的的学术路径。其二,常州地域性的学术生态。常州学派以今文学和经世传统最为引人注意。其三,现实治理的危机因素。在现实政治面前,科举时文之学和考据学都无法承担起经世之责。基于上述背景,张惠言的易学思想就带着如何去经世这一问题展开的。第三章乾元消息的易道图式。“易是个甚?”这一问题是每一位研究《易》这一部经书的学者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张惠言继承汉易的思想,认为易的内容就是阴阳二气的消息。与汉易相同的是,在张氏易学中没有宋儒式的形上与形下之分,而只有气之流行(消息)的层面。不同于汉易的是,他提出了“乾元”的观念。“乾元”是气本然就具有的、不可遏制的变化动力,乾元的展开确立了一阴一阳之道,乾元之回归确立了六十四卦的正位。张惠言以乾元立消息作为易之道,为礼治确立了天道根基。第四章礼象知易的解易进路。《易》既然要服务于礼治,那么易、礼会通的机制是什么?张惠言认为万物(事)皆蕴含着一定的礼,万物(事)皆可以转化成象而用《易》的语言系统表达,因此可以说“《易》者,礼象也”。汉代惟有郑玄用礼的思想解《易》,但郑玄在处理《易》象的问题上用爻辰,爻辰之取象不够丰富,所以张惠言选用了虞翻的取象来补足郑玄的不足。礼象解《易》一方面解决了礼(张惠言指蕴含礼的事)繁多的问题,另一方面使《易》成为不仅言天道之书也为言人事之书,易学真正达到了“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的范围。第五章以礼经世的易学旨归。第三章解决了礼治的天道根基问题,第四章解决了易礼会通的机制问题,第五章要讨论礼治所依据的典籍问题。张惠言认为三礼之学不足以完成礼治的实学建构,还必须引入《易》。他对《易》的卦爻象的诠释体现了礼治的内涵。礼有三代因革,《周易》中所蕴含的礼制为周代的礼制,周家受命三卦就反映了制礼作乐之礼。礼制的具体内容分吉凶军嘉宾,五礼见诸于《易》的卦爻辞。张惠言对《易》中卦爻辞是否合于礼的解释仍是立足于他的消息思想。卦爻辞所象征的事最终要以乾元用九、复归正位为旨归。第六章乾元用九的经世期许。在《易》即礼象的前提下再去解读《易》,其卦爻象辞均透露出礼的精神。《易》成为了一部阐发礼制的经书。乾元运乎六十四卦,使之各正性命,从易学来看是消息之正,从礼制来看是“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元用九就是圣王(乾元)在各种境遇之下发挥正德正序之功(用九)。张惠言的乾元用九体现了推天道明人事的汉易学的天人感应模式,也体现了在不同境遇下积极应对的宋易的主体性意识。第七章张惠言学术成就与评价。张惠言的学术是从解决以礼经世的课题展开的,他的学术成就也在于用易学和礼学构建了礼治蓝图。将礼的内容用于《周易》的诠释,以礼解《易》,实现了易学与礼学的会通。他将易道阐发为乾元消息,将易象阐发为礼象,实际上是对易学诠释的创新。同时,张惠言不满足于考据学的为学术而学术,积极地将自己的研究用于经世实践,因此,以礼解易也是对实学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