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是现代大学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大学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功能的实际承担者，具有学术与管理的双重性质。院长是联系大学管理系统与基层学术组织的桥梁与纽带，既是大学权力的延伸点，又是教师团体的代表。院长在现代大学组织中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使其对大学运行和发展有着广泛的影响，是现代大学治理中不可替代性的重要角色。　　角色理论既是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也是分析框架。结构主义流派和互动主义流派的角色理论及其融和的发展趋势，要求从组织结构及处于其中的角色互动关系的双重向度来全面、动态地研究角色的形成与变换。本研究的视野决定了对院长角色研究的场域主要在大学校院两级决策结构及其决策权力分配与运用的过程之中。　　对院长角色产生和演变的历史梳理，是本研究得以进行的基础。院长角色的历史可追溯至中世纪大学。作为学者团体自治机构，中世纪大学最初是没有院长的，其后院长随着大学的发展而产生。最初的院长只是学院中的辅助性角色。英国牛桥古典学院、德国大学学部和美国大学学院是大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三种典型的学院类型。牛桥各学院继承和发扬了中世纪住宿学院的传统，并使自己成为大学的中心。其院长作为学者自治共同体中的一员，是由学院成员共同选举产生的学院代表者。德国大学享有源自中世纪的教师行会自治传统，基层讲座教授高度自治，大学和学院（学部）权力中空，顶层的政府通过筹建和资助控制大学。其院长是从享有自治的讲座教授中选举出来的最具荣誉的职位。美国自1816年第一位院长产生至今已经有近两个世纪的历史。美国大学院长最初多由校长或董事会任命，或多或少的也由教师选举或提名产生的，其兼任教学与管理双重职责。在美国大学的发展过程中，院长越来越多的承担了本来属于校长的职责，越来越像“校长”。　　对国外大学院长角色的历史研究表明，院长角色是在大学及其功能发展变化的历史中形成的，既受不同国家高等教育系统治理的影响，也受院长任职者个人影响。院长角色的差异性既源自于大学和学院的组织方式及其治理传统，同时也与院长的产生方式及任期密切相关。　　我国近代大学是在借鉴欧美大学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摒弃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类制度，以学术分科为基础进行组织建制，使大学逐步从分科、分门发展到拥有学系和学院之组织。我国大学在成立之初就被纳入国家统治范畴之中。以京师大学堂为代表的分科大学监督是经由最高统治者任命的、由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封建功名的官吏担任的“学官”。中华民国成立后，大学院长从“学官”逐步转变为由学者担任的大学治理参与者，具有与欧美大学院长类似的特征。民国期间的院长角色规范既具有政府统一规定性，又深受大学校长与大学办学传统的影响，呈现出多样化的样态。这一时期的院长主要是由30～40岁左右的男性担任的，其多数是具有博士、硕士或学士学位的留学归国人员；其职业流动次数较多，任职经历丰富，并且多数人在担任院长前曾从事过类似的学术管理工作。　　院系调整后，政府作为大学的唯一投资者、举办者和直接管理者，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高度集权的大学管理体制。政府、大学和院（系）之间形成自上而下的等级隶属关系。集权管理体制下的大学院长角色具有突出的政府规范性和高度的趋同性；院长角色的科层性和政治性突出，学术特征弱化。院长在大学决策层与基层组织及其成员之间扮演“二传手”的角色，与此同时，其也是院系内部的“一院（系）之长”。　　大学内外治理结构的变革是院长角色发生转变的原因和基础。在大学治理变革过程中，学院逐步成为大学管理和发展的重心，市场竞争使不同组织类型、或学科发展水平不同的学院在大学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大学治理变革过程中，院长与大学决策层、职能部门及学院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既保留了集权管理体制下的等级性，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作为校长任命的行政干部，院长逐步成为学院发展规划、学科建设、师资评聘与管理、资源筹集与分配的主导者，部分院长甚至成为学院共目标与理念的营造者。大学治理变革过程中，院长角色的行政规范性和统一性与其院校特色及个体差异性共存；院长角色受学术因素的影响日益突出，学院和院长所拥有的专业权力成为院长角色构成的关键；院长角色规范模糊，角色冲突显著；互动成为院长角色扮演的主要途径；与集权管理体制下相比，院长任职者呈现出学者化和年轻化的特征，但是“学术亲缘化”问题严重。　　根据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要求和院长角色发展的新趋势，激发基层学术组织的学术创造力和创新水平，培育并提高基层学术组织及其成员的学术水平与能力，进而推动大学治理结构的变革，这是实现大学院长角色过渡的可选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