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各斯”是西方文明源发性概念之一,它对西方文化与文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比较文学尤其是比较诗学而言,如何从历史发展中探讨理论的源头,以一种比较的视野从他者参照自身,从而促进双方的交流和理解是学者们肩负的重任。虽然目前国内不乏关于逻各斯的研究,却不曾有人对其进行历史溯源,考察它在西方早期文论中的意义演变轨迹。通过现存的古希腊文学作品、历史资料,以及考古发现,本文认为逻各斯的意义演变与早期希腊社会变迁密不可分,且主要体现为“言说”、“理性”、“神性”这三个阶段。古代希腊社会并不存在所谓的标准希腊语,而是根据不同的群体形成不同形式的方言。虽然口语形式多样、口音有所差异,但其语法和词汇内涵皆保持在希腊语的范畴之内,分享并反映了一种基本统一的文化,而这种文化与主要表现为神话的秘索思密不可分。秘索思代表了一种独立于真假判断之外,记忆遥远、无法考察其真实性却又极具权威性的言说方式。与这种主流言说迥异的便是逻各斯,它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的《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诗篇中多表现为“谎言”,是一个虚幻、不真的故事。到了公元前5世纪左右,逻各斯的使用频率极速上升,尽管仍然保留了虚假的特点,但在戏剧家手中它又有了真实的意味,由此便形成了真假逻各斯的角逐。这种从虚假走向真实的转变与当时希腊社会的变革密切相关。迈锡尼文明的覆灭让社会陷入混乱,使人们产生回归秩序的诉求;随后城邦兴起,加之伊奥尼亚地区通过殖民和贸易储备了相当的财富,让一部分人从生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有闲暇思考抽象的问题。这些变化让人们逐渐抛弃了对神的崇拜,转而以一种理性的态度思考世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逻各斯逐渐成为一种理性的言说,甚至被赫拉克利特尊为宇宙法则。但即便如此,语言的双重性问题仍存于巴门尼德的诗篇之中。之后智者将逻各斯视为一种变动的、用于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爱智者苏格拉底却认为逻各斯构成了人类最高级的活动,并认为其中包含着知识与真理。而后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哲学传统,否定诗是一门技艺,谴责诗人的非道德性并将其逐出理想国。但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了纯粹的哲学家与城邦之间的永恒冲突。基于此,他将神话加以改编,通过让秘索思和逻各斯结合,以一种诗性的方式言说道理,利用前者不言自明的话语权威性实现后者对民众的教育。柏拉图的这种尝试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固定下来,并以“诗学”命名,处于历史和哲学的中间地带。也是在亚氏那里,逻各斯的理性意义被进一步加强,成为人与动物的差别所在。到了希腊化时期,斯多葛学派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对逻各斯作了“内”与“外”的区分:他们将事物、争论、区别、综合、分析之间的联结视为内在的逻各斯,而外在的逻各斯才是在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可识别的声音”。经由该学派的发展,逻各斯不仅是理性,甚至被直接指称为神。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则根据这一理论,将逻各斯视为神的内在神性,使之成为联系神和感观世界的中介。而逻各斯的这种中介身份到了《约翰福音》中则被实体化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约翰将逻各斯称作上帝之子,通过逻各斯的人格化,实现我父的显现,并完成救世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