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采用汉英对比分析以及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别以汉英语中“白”/white”、“黑/black”、“红/red”、“黄/yellow”、“绿/green”、“蓝/blue”、“灰/gray”、“紫/purple”八个基本颜色词为核心构成的颜色词群为研究对象,从汉语和英语语料库的真实文本中选取具有文化属性意义的汉英颜色词语语料,得到汉语含有文化属性意义颜色词语的句子共30738条,英语含有文化属性意义颜色词语的句子共28467条。　　 第一,在对语料进行统计的基础上,采用认知语言学隐喻、转喻以及语义域的概念,分别对汉英语每个颜色词群的文化属性意义进行分类,并对每一意义类别所含有的语料量进行统计和排序。具体操作中,我们将每个颜色词群中词语及其文化属性意义的引申扩展方式分为隐喻、转喻、转隐喻三类,以便将具体文化属性各异的颜色词语进行归总;运用认知语言学语义域的概念来对每个词群内部的文化属性进行归纳和分类,每个词群分成若干语义域,将其作为汉英词群文化属性细化对比的语义单位;根据意义的褒贬性质,把词群内各语义域_的支化属性意义分为褒义、贬义、中性三种类型,以考察其在语言文化中被赋予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　　 第二,以语义域为对比单位,分别对八个颜色词群的文化属性意义内容、语料数量、意义性质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汉英对比分析,考察和总结汉英各颜色词群文化属性之间的跨语言和跨文化的共性和个性。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汉英各颜色词群文化属性的具体异同情况各不相同,具体如下:　　 汉英“白/white”,词群的个性差异占主导,汉语特有的文化属性远远高于英语;两者在意义性质上的差异最为显著,汉语“白”色词群多为贬义,而英语恰恰相反。　　 汉英“黑/black”颜色词群的具体文化属性意义和褒贬意义性质的跨语言共性占主导,都是贬义文化属性占优势;两者在个别语义域中颜色词语的使用量和使用频率上存在明显差异,显示了英汉两种民族中特有的社会生活现实对颜色词语文化属性意义使用频率的巨大影响。　　 汉英“红/red”词群是个性差异最大的之一,两者具体文化属性意义内容差异明显;在褒贬意义性质上,汉语是褒义占据优势,英语是贬义性质占多数。　　 汉英“黄/vellow”词群也是跨语言差异性最大的之一,汉英各自特有的文化属性居多;在意义褒贬性质上,汉语是褒义用法占绝对优势,英语贬义词语相对较多。　　 汉英“绿/green”在所有词群中是共性最多的,两者相同文化属性比例最高;都是褒义性质占优势,但英语的贬义比例高于汉语,稍显差异。　　 汉英“蓝/blue”是差异占主导的词群,英语所特有的文化属性明显多于汉语,汉语文化属性类别远不如英语丰富;两者在褒贬意义上差异不大。　　 汉英“灰/gray”词群的差异较小,两者相同文化属性类别居多,但英语的类别比汉语丰富;在意义的褒贬性质上差异较小。　　 汉英“紫/purple”词群差异占主导,两者各自特有的文化属性居多;在褒贬用法上都是褒义具优势。　　 第三,从认知和文化模式的角度对汉英颜色词群文化属性的异同的动因进行了系统化、全面而深入的阐释。我们认为,颜色词语的文化属性义,是在基本义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词义范畴化的结果,进而形成了以各基本颜色词为核心的颜色词群及其文化属性意义网络。一方面,人们认知的客观对象世界是词义形成的客观基础,同时人们自身的生理、认知机制等因素也会对词义的形成产生重要作用,这些都是不同语言中词义形成的共同因素,是词义跨语言共性产生的主要原因。此外,在目前信息社会以及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人类生产和科技的普及、民族文化和思想的交流以及与此同步的语言之间的借贷,也是不同语言之间在词语意义上产生共性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不同民族文化模式的个性是汉英颜色词语文化属性跨语言差异产生的根源,论文以许嘉璐先生对中国古代“正色、间色”颜色观念文化形成原因的阐释模式为指导,从物质生产与生活环境、哲学与思维方式、宗教观念与风俗习惯、社会政治制度等方面,对汉英颜色词语文化属性差异的原因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