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文学观既有对西方的科学精神吸纳，亦有对儒家“言志载道”思想的体认，将“中西文明结婚”创新与融合，构建了“文学救国论”与“情感中心论”为核心的文学观。“文学救国论”重在从启蒙民智的角度发挥文学的功利性，而“趣味中心论”则倾向于从学理的角度发掘情感的艺术价值。梁启超作为政治家兼诗人，始终怀抱“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和启蒙爱国的使命感，他文学观甚至“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致使，其文学观呈现出二维性的特点，为文学批评打开了多维的阐释向度，呈现了“学与术”相融合的形式特色，成为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的领航者；但是，他文学观的二维性理论从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学统与政统的冲突，甚至在启蒙话语下呈现为政治对文学“殖民化”意识，这种二维性的文学观，始终未能开启文学与政治交流对话的密码，并由此生成了梁启超的人生窘境。本论从文学批评学的维度对其文学观视角的二维性、矛盾表征及人生窘境——文学观内外为节点，探析其二维性文学观的理论内涵，并揭示其文学观的理论症候，试图通过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理论为途径，将文学与政治的主客对立关系转变为主体间性互动，在保持各自独立性的基础上实现学统与政统平等的交流对话，希冀这一观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对梁启超文学的研究视野与空间，并为当下新型学人的两栖型批评提供“理想的话语环境”，使“有机知识分子”的现代启蒙精神能够更好的书写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