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传唤是警察行政执法过程中广泛使用的调查方式的一种,在基层也往往被视为调查所必经的程序之一。但很多的基层民警对行政传唤的法律属性认识存在差异,对行政传唤的使用条件、对象范围、强制传唤的使用等也存在偏差,甚至在传唤相对人时都不清楚所采取的措施为传唤,也因此产生了很多的不规范现象,部分不规范事件甚至在社会上形成了热点新闻,引发公众的强烈愤慨,极大地影响了公安机关的执法形象。这种长期执法形成的惯性思维观念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化的理念下有待纠正和完善,特别是该行政行为涉及到对公民基本权利——人身自由权的限制,更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尤其是在执法过程中如何规范行使职权。针对警察行政传唤行为,近年来有许多公民以公安机关传唤行为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网,一共可以查询到直接针对公安机关传唤行为起诉的案件有115起,累计202份判决裁定书。从判决或裁定结果来看,法院对传唤能否单独提起诉讼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有的正常立案并审理,但依然有相当比例的案件直接驳回起诉或裁定不予立案,导致部分案件不能进入审理程序,无法通过司法手段充分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利。驳回起诉最主要的理由集中在,部分法官认为传唤并非独立的、成熟的行政行为,是一种调查阶段的过程性行为,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影响,因此无需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必要。导致这种分歧的根本原因是法律对于警察行政传唤这一行政行为的法律属性没有明确的认定,特别是《行政强制法》中没有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具体行为明确界定。加上学术界对于行政传唤的法律属性也存在行政命令、行政调查、行政强制执行等的争议,正是这种理论的分歧和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导致了关于传唤行为的可诉性争论。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警察行政传唤的法律属性进行探究和明确。事实上,无论是从类型化行政行为概念角度出发,还是从传唤实务中涉及警力的实力行为方式,特别是结合行政强制措施的强制性、限权性、物理性、暂时性等本质特征,警察行政传唤会对行政相对人的实质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尤其表现是在对人身自由权的时间、空间的限制程度,并对相对人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因此,将传唤的法律属性界定为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更加符合立法精神。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结合警察执法所独有的即时性、基本权利干预强等特点,对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进行完善,从而实现对相对人权利的保护,并且更加规范公安机关的传唤等执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