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社会价值与利益的权威性分配,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政策主体根据各利益集团需求,对复杂利益进行调整的过程。[1]在当前社会风险全球化背景下,尽管各类公共政策对于解决社会问题,推动改革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政策推行的背后也存在着社会风险。政策实施的目的在于解决现实问题,但在实际施行过程中,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政策推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面临各类风险,引发社会问题。长江禁捕政策作为重大公共政策的一种,在给全社会带来生态效益、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正效益的同时,也给沿岸依靠捕捞为生的渔民造成了失去生计来源,缺乏社会保障等负效益。目前国务院已针对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建立了禁捕补偿制度,通过相关的经济补偿、社会保障、转产转业来弥补渔民退出捕捞区域的损失。但政策在实际运行中依然面对诸多困难,如补偿资金缺口大、渔民转产就业难、基层实际情况复杂、水域监管压力大等,若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极易导致问题积聚,引发社会风险,威胁社会稳定。为保障禁捕工作稳步推进,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本文基于“公共政策执行理论”和“社会风险管理理论”尝试从政策风险视角出发对政策执行中暗含的社会风险展开分析,并提出相应的风险防范策略。首先,本文对国内外现有政策风险管理和休渔禁渔制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发现目前关于生态保护政策风险研究的文献并不多,多专注于渔业资源生态补偿,渔民转产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研究。其次,本文对禁捕退捕政策的出台及执行背景进行了概述,并从政策内容、执行主体、目标群体、执行环境四个方面对长江禁捕退捕政策的执行现状进行了详细阐述。而后,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分步骤对长江禁捕退捕政策风险进行识别分析。第一步,参照国家风险管理标准（GB/T 27921-2011）选取合适的风险识别方法;第二步,利用Nvivo12质化分析软件对含有禁捕政策风险,禁捕政策执行面临困难等主题的相关政策资料和期刊文献逐一进行有效编码,对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风险因子进行初步识别;第三步,参照初步识别出的长江禁捕政策执行风险因子,结合座谈会、调研会等访谈结果对政策风险因子进行最终识别;第四步,对识别出的政策内容层面风险因子:政策方案不够细化,政策合理性不足;执行主体层面风险因子:执行策略需优化,政策意向不足,管理水平待提高,工作机制不健全;目标群体层面风险因子:生计发展困难,渔民身心压力大,退捕需求难保障,转型积极性不高;执行环境层面风险因子:制度体系不完备,经济环境不稳定;进行具体分析。最后,根据从政策内容、执行主体、目标群体及执行环境四个层面识别出的风险分析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防范风险的策略。政策内容层面:完善内容设计,强化政策协调;执行主体层面:健全精准识别机制,提高政策修养,完善工作能力,完善工作协调机制;目标群体层面:完善渔民补贴政策,凝聚渔民发展信心,促进渔民高效转型,保障渔民就业安置;执行环境层面:完善制度保障体系,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以期降低政策执行带来的社会风险,致力于“长江禁捕退捕”政策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