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时代，禅道泛滥，儒家学者纷纷吸取佛学理论精华，对传统儒学作形上学的本体论建构，涌现了众多各具特色的理论思维形态，影响较大的有张载的气本论、程朱的理本论，陆九(?)、陈献章等人的心本论，其中以朱熹哲学理论体系最为完备。从元代起，程朱理学被定为官方意识形态，至明代逐渐走向僵化和虚伪，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内在生机。于是，融摄禅宗思想的王阳明心学应运而生。王阳明心学从对“心”的重新定义开始。他把心提升为最高本体，主张心即理。其思路是心即性、性即理，以性来沟通心和理，把心落实到至善之性的基础上，使心具有了理的本体性；同时，又把性与能够知觉的心合一，使性具有了知觉特性，即良知。良知说既克服了朱熹哲学分心理为二的矛盾，又克服了陆学以理为心的不彻底性。王阳明心本体建构的思路实受慧能本心论的影响。慧能反对把心作净染二分，强调世俗之心与超越之心合一。他先将众生的本心上升为佛性，再将佛性安置于众生心中，得出众生即佛，佛即众生的结论。二人均按同样的理路，把成圣成佛之道安置在人的内心。王阳明还吸收了荷泽宗的灵知心体说来丰富其良知本体论。灵知心体既是一种明白不暗的灵妙智慧，又具有随缘而生起万法的能力，是即体即用、体用一源的。王阳明的良知本体也是集体用于一身。良知既是是非准则，又能知是知非；既是立法原则，又是行动原则；既是理性的道德法则，又包含感性的是非好恶。感性的加入增加了道德主体活动的自觉性，从而优于朱熹外在强制性的理本体。本体论上的转变必然带来修养工夫的不同。在工夫论上，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其知行范畴与前人不同，知仅指主观形态的知，不包含求知过程；行则除了指躬行外，还包括心理行为。他认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与行从潜在于心体到发之于意、用之于物都是合一并进的，无先后之分。知行合一思想贯穿于王阳明修养工夫论的始终。前期他强调诚意格物，后期独倡致良知。致良知即充扩人人本具的良知本体，使其没有亏缺障蔽，充扩到极处，便成圣人。致良知说把朱熹向外求理的走向，改造为由内正外的简易工夫，赋予每一个愚夫愚妇成圣的可能，这一点与禅宗的顿悟说非常相似。慧能简化了传统佛教戒定慧的修养工夫，主张定慧不二，以般若智慧观照自心本体，即可自见本性，顿悟成佛。既然修养工夫不在身外，那么否定经典的绝对权威，破除对语言的执着也就成了必然，这也是二者相合的地方。和禅宗主张顿悟之后还须渐修相类似，王阳明虽曾教学生静中体悟，却更强调在事上磨炼。王阳明与禅宗心性论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二者所求之心有“仁心”、“空心”之别，二者所修内容亦有实、虚之分。王阳明立定儒学之根本，大胆融摄禅宗思想，对儒学作了创造性的开拓发展。王阳明心学作为中国古代儒学最后的高峰，对后世的学术发展，无论是儒学还是佛学，影响都极其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