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特殊的财政分权和政治锦标赛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通过对土地资源的配置影响着我国城市和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以低成本对土地进行供应来获取投资的土地引资行为,能够使得不同的产业间土地资源的供应数量、结构以及时机发生变化,影响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当前,我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的新时代,追求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是新时代的奋斗目标,在此情况下如何进一步优化资源要素的配置和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成为了新的问题。同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也对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出了新要求。因此,本文从土地出让行为的主体,各地级市政府入手,探讨其土地引资行为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梳理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和可能存在的异质性,以推动地方政府合理使用土地资源,优化产业结构,从而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在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整理了土地引资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相关研究,发现在中国行政体制的晋升激励和分税制带来的晋升压力下,地方政府的土地引资行为对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影响。为了验证这种影响及其产生的机制,本文基于我国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本文对二者的影响效应进行基准回归检验,初步验证土地引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效应。接着,本文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加强了对这种效应的印证。然后,本文对土地引资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关系进行了机制分析,厘清两者之间发生作用的路径。在此基础上,分析土地引资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区域和时间异质性。本文共得到三个结论。第一,土地引资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先增后减的“倒U型”曲线关系。土地引资在早期有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推动经济增长,但到了一定程度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逐步削减,最终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经济的长期增长;第二,土地引资通过对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值占比与就业占比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影响。土地引资对第二产业的就业增长效应大于产值增长效应。当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初始的比重较低时,土地引资会通过第二产业的就业扩张带来较大的结构优化效应,当第三产业比重逐步上升时,这种结构优化效应可能由正转负;第三,土地引资在东部地区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发挥正效应的区间更大,在中部地区较早进入效应由正转负的阶段,而对西部地区的效应则不显著。基于研究结论以及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的现实要求,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合理进行土地引资;第二,深化土地市场改革,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第三,因地制宜,实施有差别的土地引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