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雾霾问题成为全球公众与媒介关注的典型环境问题。基于此,本研究所提出的问题是,中西方媒体的雾霾报道框架构建存在怎样的差异性?这种框架的差异性如何通过消息来源的呈现而完成?基于框架理论,本文通过对《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两家媒体的报道进行文本分析与比较分析,发现在雾霾现状界定、健康科普和治理措施三个主题的报道上两者达成共识,但是却呈现出差异化的报道框架,《中国日报》所呈现的报道框架为“保护框架”、“模糊归因框架”和“经济发展框架”,这样的报道框架倾向于凸显出雾霾的可控性和技术可解决性;《纽约时报》所呈现的报道框架为“幸福缺失框架”、“强联系框架”与“困境框架”,则着重于阐述雾霾的风险性和治理的困境。本文发现,政府、专业人士与公众始终是报道中核心的消息来源,新闻媒体善用环境科学、政策法律和经济学专业人士在环境新闻的传播中的技术权威性。通过碎片化、简单化、模糊化地引用其话语及科研报告,通过暗示、明示与建立因果关系等方式,构建出属于己方的报道框架,如暗示肺癌与PM2.5建立直接且唯一的归因联系,而不论述其如何产生作用。此外,《中国日报》善于将技术权威与政治权威相衔接,极力塑造出雾霾作为环境风险的可控性,而忽略掉雾霾中的弱势群体与个体;而《纽约时报》则通过将技术权威与社会大众的个体感知相衔接,从而形成对政治权威的质疑与抵制。也正因为如此,在两家媒体中,作为技术权威的消息来源在雾霾报道中所提供的科技理性被消解。这种差异加深了中国与外国公众在雾霾问题上相互交流与理解的难度。本研究对框架构建中消息来源的呈现进行了探讨,更深入地理解了消息来源平衡性之于新闻报道的作用,深化了对新闻框架运作机制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