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题是现代西方语言哲学视角下的言意之辨解读,以魏晋玄学中的王弼为例。首先中国哲学中“言意之辨”之“意”并不简单等同于语言的意义。中国哲学中的言意之辨在更多地集中在名实关系,解经的方法论、道的言说问题以及境界、体悟、体验等的言说问题上。西方语言哲学则是以探讨语言的意义问题为核心,从而探讨语言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心灵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往对言意之辨的研究大多以突出语言功能的局限性为主,突出中国哲学中不可说的东西。但对语言本身的探讨基本停留在简单的工具论框架之内,即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思想是心灵的一种内在能力。但语言和思想是什么关系,思想和心灵又是什么关系则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而西方现代语言哲学虽然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言意之辨目的不同,但在此问题上着墨甚多,所以可以通过西方语言哲学的相关研究框架和成果重新分析语言、心灵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西方语言哲学中关于语言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探讨也可以为中国哲学中关于道的言说问题打开新的研究思路。本文以王弼为例来探讨中国哲学中的言意之辨。王弼涉及到言意关系讨论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在道的命名与言说问题上,一处是在言象意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对道的命名和言说问题本文首先分析道与逻各斯的同与不同,并利用西方语言哲学对逻各斯的批判来分析语言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言象意的关系问题本文首先区分其狭义和广义的所指,狭义的言象意是指卦辞、卦象和卦义,其涉及到的是对周易的象数与义理诠释之争上。王弼从庄子的“得鱼忘筌”推出“得意忘象”是为自己的义理诠释做论证。其得意忘象的思想后来逐渐获得广义的理解和传播,成为对意义问题的一种看法。本文针对广义的意义问题进行中西对比,提出中国哲学更注重意义的内在性、私人性和直觉性,以及由此对中国诗意言说方式的影响,而西方语言哲学则更突出意义的外在性,公共性、可观察性等以及对西方哲学产生的影响。本文的核心思路是超越过去以名实相应的框架讨论可说与不可说的问题,利用西方语言哲学中对语言、思想、心灵之间的关系研究来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言意之辨进行新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