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民族文化的精华,积淀和凝聚着深厚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体现,更是现代人凭以怀念过去的媒介。中国作为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各地散落着大量各种形式的珍贵文物。近年来,文物的保护和发展受到了社会的极大关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加大保护力度,但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对空间日益增长的需求给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了巨大威胁。在我国很多地方,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大量历史文化遗迹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浪潮中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借着“旧城改造”或者“保护性修缮”之名对文物进行毁灭性破坏的例子比比皆是,这都使我们不得不反思我国现有的文物保护法律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文物行政诉讼是公众参与文物保护的重要途径,也是维护文物保护公共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展开研究。笔者基于对文物行政诉讼案例的检索和分析,挖掘其中的共性问题,立足我国文物保护实际,借鉴域外先进经验,提出有针对性的完善建议。首先,针对文物行政诉讼的标的问题,笔者选取了在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文物认定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其中存在认定标准模糊和认定程序不尽完善的问题,主张通过引入行政裁量基准制度予以解决。其后,以付世全诉信阳市人民政府案为例,探讨当前文物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分析现行“利害关系”标准的缺陷,从公众参与的角度提出构建文物保护公益诉讼的建议。最后,以戴世选诉长沙市文物局案为例,引出文物行政管理与文物行政诉讼在法律适用上不协调的问题,进而探讨规范性文件在行政审判中的地位问题,并给出了规范文物行政审判依据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