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婴是汉代初年传授《诗经》的学者之一,被奉为韩诗学派的创始人。并著有《韩诗内传》(已亡佚)和《韩诗外传》。由于今文三家《诗经》流派中的其他各派著述相继亡佚,唯一流传下来的《韩诗外传》在一定意义上显得弥足珍贵。但是学界对其看法仍旧有很多争议,诸如性质问题,著述类型问题,文本问题等等;而这些问题都牵涉到《韩诗外传》的著述体例问题。因此,开展《韩诗外传》著述体例研究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必要途径。第一章的研究中,首先,简要梳理史料中关于韩婴的一些记载,包括韩婴生平事迹问题,尤其是关于韩婴的著作及其学术渊源问题。结合对学术史的分析,我们认为现有的史料至多只能说明韩婴著有《韩诗内传》和《韩诗外传》,至于《韩故》和《韩说》是否为韩婴所作,尚存疑问,不可妄断。而关于韩婴的学术渊源问题,我们认为他和荀子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其《诗经》学的来源也难以判定。其次,清代以来的学者在利用类书、互见文献校勘整理《韩诗外传》出现很多问题,尤其是在利用互见文献校勘《韩诗外传》的问题颇多,说明了以往学者对于《韩诗外传》与这些文献之间的关系没有理清楚。最后,我们将《韩诗外传》与同时期的其他“传”体类文献进行对比,指出《韩诗外传》这种“外传”体类著述与《韩诗内传》及《毛诗故训传》这样的“内传”体类著述存在体例上和本质上的不同。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与《诗》之间的关系是不固定的,游离的,是借助《诗》来说理的;而后者是紧密围绕《诗经》作“传”的,“传文”与《诗》之间的关系是固定的。第二章的研究中,首先,《韩诗外传》的分卷不存在“以类编排”,同一卷内的每一章内容在主题上并不一致,这不同于其他诸子著作。《韩诗外传》在流传过程中由原来的六卷变为十卷,对于这种变化的原因,学界有争议。我们结合前面关于内、外“传”体例上的研究,反驳了“合编”说和“仿补”说。今本《韩诗外传》内部的章节之间在体例上没有本质差异,应当还是原六卷本《韩诗外传》,其卷数变化的原因是在隋代以前“析分”造成的,并非是与原四卷本《韩诗内传》合编所造成的。其次,《韩诗外传》章节编排顺序大部分是按结尾引《诗》在今本《诗经》中的排列顺序来编次的,这一点是目前的共识。但这种编排体例是否是《韩诗外传》的原貌,还难以确定,更不能将这种编排体例视为《韩诗外传》解《诗》的证据。第三,《韩诗外传》以及早期引《诗》类文献,其说理方式是通过将史与《诗》、旧说与《诗》相结合来完成的,这是它和早期诸子著作中单纯性说理的不同之处。韩婴的思想一方面继承早期儒家各派思想,其主体思想是儒家的,但又吸收了道家、法家等其他诸子思想。第三章的研究中,我们主要探讨《韩诗外传》的引《诗》问题。早期涉及《诗经》的文献素材很多,通过对这些素材进行分析,我们认为其中蕴含着两个传统:一是解《诗》传统,一是用《诗》传统。这两个传统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具有不同的特征;通过分析,我们认为《韩诗外传》属于用《诗》传统下的产物。具体到《韩诗外传》引《诗》问题,早期涉及引《诗》的这一类型的文献很多,其体例是可以总结出来的,而《韩诗外传》是由引《诗》类文献素材聚合而成的,其体例特征和同类文献必然是相同的。我们认为《韩诗外传》与早期文献引《诗》在体例和特征上没有实质性差异;《韩诗外传》中的引《诗》体例反映了韩婴作此书的目的是借助《诗》的经典地位来为自己的说理提供支持。第四章的研究中,关于《韩诗外传》与其他文献之间的互见问题,通过将它与《荀子》、《说苑》、《新序》分类对比,我们认为《韩诗外传》与这些文献之间的关系是具有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不同的章节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关系特征,探讨二者之间关系时,需要深入到具体的章节中。基于此,我们还发现《韩诗外传》在文本特征上偏离原貌较大,呈现出“二手文献”的特征,而《荀子》、《说苑》与《新序》则基本保持了原貌。《韩诗外传》的成书是韩婴在取材并改造早期文献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些改造不仅包括对文本内容上的改造,也包括是否保留或替换原文献素材中的《诗》句,而这些改造正是为了说理服务的。我们最后指出《韩诗外传》与这些典籍之间的互见并不能用来为《诗经》学和思想史的相关研究提供证据;《韩诗外传》虽然与这些文献之间的文本关系较近,但并不能说明韩婴《诗经》学或者说韩诗学派与荀子或刘向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也不能说明韩婴与荀子之间在思想上有直接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