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应优化产业结构来顺应经济发展,我国产业结构的发展,要求不断深入地推进供给结构的改革,确立新的发展观念,加强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在进一步推进供应结构改革的过程中,要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发展,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优化资源结构、保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措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质上是生产资源从落后的产业向新的产业、从被淘汰的产业向可持续发展的产业转变,再通过要素的流动来提高产出,从而达到要素最优的效果。因此,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归根到底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提高生产效率的结果。财政体制是一种促进国家发展的重要制度系统,它对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财政体系通过强化区域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区位定向诱导”作用,提高产业和区域之间的资源配置和流通效率,从而实现财政分权和产业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目前,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如何建立一个“产业-区域”的合理、高效的利益共同体,形成政府、市场、产业、企业“四位一体”的发展模式,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因此,探讨财政分权体制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的作用效果,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发展过程中,财政分权制度是如何提高产业转型效率、促进地区产业均衡发展,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鉴于此,本文探讨了我国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将财政分权、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三者联系起来,选取2001-2019年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财政分权作为门槛变量,实证研究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的作用效果以及是否存在阶段性的变化。另外,选用空间杜宾模型,基于门槛效应的研究结论,引入一个邻接空间权重矩阵,进一步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水平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在不同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分权对于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不是简单“促进”或“抑制”的线性关系,而是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即我国的财政分权水平有一个门槛值,如果实际的财政分权程度小于门槛值,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会使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反之,如果实际的财政分权程度高于门槛值,财政分权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则会抑制产业结构的优化。同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空间上是具有相关性和区域性的。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现出“双刃剑”的特点,即区域间特别是邻近区域间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非相互独立的,而是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当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超过门槛值时,周边区域的高水平财政分权将会对本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提升起到更大的抑制作用。因此,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