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系到儿童的生长发育,更是支持其学业表现和劳动参与所必备的重要素质。《中国儿童发展纲要》明确指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必须把提高国民素质、开发人力资源作为战略任务;必须从儿童早期着手,培养和造就适应新世纪需要的高素质人才队伍”。随着《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等政策的落实和“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推进,中国儿童健康水平和营养状况逐渐被高度重视。作为反映农村居民整体健康状况及生活水平的一个敏感的重要指标,我国农村儿童的发展和健康状况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农村儿童在家庭照料、经济条件等方面明显差于城镇儿童,《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统计监测报告显示,农村地区儿童低体重率和生长迟缓率约为城市地区的3-4倍,农村儿童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贫困地区儿童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儿童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儿童这一特殊群体不具备自我投资健康的能力,无法独立获得健康,农村家庭的经济状况和抚养质量对儿童健康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如何妥善解决农村儿童的养育和健康问题,亦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农村儿童的健康状况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家庭生产函数、收入理论、时间分配理论构建理论模型,阐释家庭收入质量在“经济投入”和“时间投入”双重约束条件下对农村儿童健康的作用机理,采用“农村家庭收入质量—消费结构—儿童健康”的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中26个省/市/自治区的3234个农村儿童样本调研数据,验证农村家庭收入质量、消费结构对儿童健康影响的作用关系,明确家庭收入质量对农村儿童健康影响的关键作用,指明制约农村儿童健康状况的关键约束条件,实证检验家庭收入质量、消费结构与农村儿童健康之间的影响路径。该论文旨在为促进农村家庭收入质量的提升和消费结构的优化,提高农村儿童健康水平,确保“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和“健康中国”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相关理论支撑及参考依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发现具体如下:第一,理论分析。首先,基于绝对收入理论、相对收入理论和永久性收入假说分析农村家庭收入质量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其次,基于健康需求理论,运用效用最大化分析方法探究消费结构对农村儿童健康的影响;再次,运用儿童健康生产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分析家庭收入质量对农村儿童健康的直接影响,进一步基于家庭生产函数理论分析家庭收入质量对农村儿童健康的间接影响。最后,构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其结果表明:家庭收入质量对消费结构具有促进作用;消费结构对农村儿童健康具有正向影响;家庭收入质量对农村儿童健康具有直接影响,通过消费结构的中介作用对农村儿童健康产生间接影响,并且非农就业对消费结构的中介作用具有调节效应。第二,家庭收入质量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从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及其充足性、结构性、成长性、成本性和知识性五个维度构建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质量体系;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实证检验家庭收入质量及其各维度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作用,并通过改变被解释变量量化方式和细分样本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采用门限回归模型（TRM）对家庭收入质量与消费结构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进行进一步讨论。结果表明:家庭收入质量对消费结构的优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不同维度的家庭收入质量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具体而言,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家庭收入质量提高一个单位会引起消费结构的优化程度增加0.2056个单位;在1%的显著水平下,家庭收入的充足性、成长性和知识性每提高一个单位会引起消费结构的优化程度分别增加0.2056、0.0117和0.0699个单位,成本性每增加一个单位会引起消费结构的优化程度下降0.0433个单位;在5%的显著水平下,家庭收入的结构性提高一个单位会引起消费结构的优化程度增加0.1143个单位。通过对比发现,知识性的估计系数在家庭收入质量各维度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中最大,而且显著性最强,然后依次是成本性、充足性和成长性,最后是结构性。并且家庭收入质量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呈“正U型”,当家庭收入质量小于等于0.1838的门槛值时,家庭收入质量的提高对消费结构的负向影响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当家庭收入质量大于0.1838的门槛值时,家庭收入质量的提高对消费结构的正向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第三,消费结构对农村儿童健康的影响。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和二值选择模型（Probit）分析消费结构对农村儿童健康的影响;建立调节效应模型分析非农就业对消费结构与农村儿童健康影响的调节效应并进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分析消费结构对农村儿童健康影响在性别上的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首先,消费结构对农村儿童的患病就医和营养健康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消费结构的优化程度每提升一个单位农村儿童患病就医的概率会增加0.1716个百分点,农村儿童营养健康会提高0.0066个单位。即消费结构在提高农村儿童营养健康水平的同时也增加了儿童患病就医的概率。其次,非农就业对消费结构与农村儿童健康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具体而言,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非农就业每增加一个单位,消费结构对农村儿童患病就医的正向影响会提升0.3938个百分点;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非农就业每增加一个单位,消费结构对农村儿童营养健康的促进作用会降低0.0441个单位。即非农就业强化了消费结构对农村儿童患病就医的正向影响;非农就业对消费结构与儿童营养健康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即非农就业弱化了消费结构对儿童营养健康的促进作用,并且消费结构和非农就业在对儿童营养健康的影响中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第四,消费结构在家庭收入质量对农村儿童健康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检验。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和二值选择模型（Probit）实证检验家庭收入质量及其各维度对农村儿童健康的影响作用;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家庭收入质量、消费结构与农村儿童健康之间的影响关系;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非农就业对消费结构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并采用Bootstrap中介检验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出影响路径模型。结果表明:首先,家庭收入质量对农村儿童健康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不同维度的家庭收入质量对儿童健康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家庭收入质量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村儿童患病就医的概率降低0.2682个百分点,农村儿童的营养健康程度随之提高0.0260个单位。其次,消费结构在家庭收入质量对农村儿童健康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具体而言,家庭收入质量通过消费结构对农村儿童患病就医的中介效应为-0.0309,家庭收入质量通过消费结构对儿童营养健康的中介效应为0.0032,且分别通过10%和5%显著性水平检验。即消费结构在家庭收入质量对农村儿童健康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最后,非农就业对中介效应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具体而言,非农就业增加一个单位,消费结构对农村儿童患病就医的中介作用增加0.8297个百分点;消费结构对农村儿童营养健康的中介作用会降低0.0468个单位。即非农就业对消费结构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该调节效应弱化了消费结构对农村儿童健康的中介效应。根据上述分析,得到以下政策启示:第一,改善家庭收入质量,强化农村儿童健康的物质基础。第二,引导农村居民转变消费观念,优化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第三,完善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借助社会资源弥补家庭抚养缺位。第四,提高农村医疗服务配置和利用效率,改善农村儿童医疗服务质量。第五,农村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缓解农村儿童家庭抚养压力。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一,在研究思路上,本研究基于“经济投入”和“时间投入”的双重视角构建研究框架,从家庭层面入手探讨农村儿童健康生产行为的决定因素及其内在作用机理,突破了以往多数研究从某一角度出发的研究思路。基于中国农村的生产生活实际,结合中国农村家庭的特点,选取消费结构作为农村家庭收入质量对儿童健康影响的中介变量,在揭示农村家庭收入质量对消费结构与儿童健康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父母非农就业对消费结构与儿童健康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在目前已有的研究上做了进一步的推进。第二,在研究内容上,在已有研究中农村家庭收入质量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关于农村家庭收入质量的分析和测度国内定量研究较少。随着我国经济、政策和外部环境的不断转变,农民经济收入增加及收入结构的变化,衡量农村的家庭经济状况已不再单纯局限于量的变化,仅从收入水平和收入来源等方面探究家庭收入对农村儿童健康的影响因而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从家庭收入的充足性、结构性、成长性、成本性和知识性五个维度衡量农村家庭的收入质量,可以体现农村家庭收入的质态特征,能够准确反映家庭收入的经济活动参与特性的总和以及农村家庭参与具体经济活动的可行能力,并使结论和建议更贴近实际。第三,在研究观点上,在实证分析家庭收入质量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时,不仅关注量了家庭收入质量与消费结构之间的线性关系,还发现家庭收入质量与消费结构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采用门限回归模型进一步检验发现家庭收入质量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呈现显著的正“U”型关系。这应该是对以往研究的一个补充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