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何炳松都是二十世纪上半期颇有影响的史学家，在推动中国史学的现代化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二人有着相似的国学背景和留学经历，都经历了一条由私塾到新式中学堂、高等学堂再到出洋留学的求学道路。在家庭长辈的严厉督导和自身努力下，二人都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在分赴日本、美国留学后，又接受了西方式的先进教育。留学美国期间，何炳松直接受到当时美国最有影响的鲁滨逊“新史学派”的影响，逐渐接受“新史学派”的思想。留学日本期间，李大钊将更多的经历放到了社会实践上，在系统深入地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学说有了进一步的接触与了解，这为其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及其历史观打下了基础。留学归国后，何炳松致力于鲁滨逊“新史学派”理论的传播，翻译并编著了许多著作。在翻译的著作中，以鲁滨逊《新史学》最具代表性；在论著中，以《历史研究法》和《通史新义》最为知名。这些著作极大地推进了鲁滨逊“新史学派”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何炳松不同，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和《唯物史观》（未完）的讲义是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考辨和初步应用，《史学要论》奠定了他马克思唯物史观派创始人的地位。在史学思想方面，李大钊与何炳松对历史学的相关概念、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历史学的功用等有着许多相似的认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二人对于历史学科学性的认知。李大钊认为从经济关系对人类历史进行考察就可以揭示历史中的因果律，使历史学成为科学。何炳松认为历史中不存在因果律，从本质上讲不是科学，但要以科学的态度、运用“综合的历史观”进行历史研究。二人在坚持自己学术观点的同时构建了自己的史学理论框架，形成了各自的史学理论体系，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