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个人在新环境下创业发展中所展现出来的人际关系格局及其组织特点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研究现代中国社会的“家族主义”泛化问题。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在一种新环境下，人们是否会受传统的“家文化”的影响，致使其形成的人际关系中呈现出一种类似于“家族”的特点，即家族主义的泛化？如果存在，这种泛化的过程又是如何体现的？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泛化？　　对于“家族主义”与“家族主义”的泛化，历来不乏研究者，在众多研究中，要么是对其从传统文化、哲学、伦理学等学理的角度来探讨，要么将它们作为一种文化的背景来进行关于家族企业的兴衰以及适应性问题的讨论，其共同的不足是对“家族主义”如何泛化这个过程本身缺乏足够的关注。本文认为，“泛化”过程本身是具体的社会事实，其本身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它既不会像文化哲学那样笼统抽象，也不会作为一种文化背景成为想当然的文化底色，对它的研究会对前人的理论和论说提出一种新的审视。这就是本文研究的意义。　　论文的第一章是理论准备，包括两大部分:研究基本框架和相关理论梳理。在第一部分里交待了论文采用“类比分析法”，试图通过对人类学有关家族的定义和对部分相关研究的整理，抽离出传统家族的基本特质，从而建立比较的框架，依据田野调查中的研究发现与之相对比，在比较中揭示泛化过程中导致的社会人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并且本文认为，“家族主义”的泛化就是指家族中的社会人际关系模式和组织方式等的特点向家族以外扩散。在建立了比较框架后，第二部分主要是对费孝通首创的“差序格局”的时代背景和含义、香港学者依据现代社会特征提出的“工具性差序格局”的概念、孙立平和卜长莉对“差序格局”概念的理论诠释及其对现代化内涵的探讨、杨善华和候红蕊对中国现代农村社会“差序格局”理性化趋势的研究以及张聚焦对该理论在现代社会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是否适用等进行梳理，为田野调查提供理论支持。　　论文的第二章是对田野调查点的全面、整体的描述，分为市场概况、市场的历史、市场中的主角以及陈军四部分，展现了所选调查点的全貌，并且对本文的重点人物——陈军做了详尽的创业史和现今日常生活的描述。　　论文的第三章是全文的核心部分，展现了陈军来北京以后面对一系列的问题和困难是如何打开局面、选择自己的合作伙伴和构建自己的人际关系格局的。通过将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些特点与上一章中抽离出来的“家族”要素作对比，建立了以网络家庭-亲缘网络、共同事业——共同物质基础、情境性权威——传统型权威和潜在的“仪式”——外显的仪式等四个比较点为主干的比较框架，深入探讨了它们之间的异同，并发现陈军在建构自己的关系格局时还是基于传统“家族主义”影响下的人际交往模式——“差序格局”的思维和扩展路径。这样，陈军创业的过程也就是“家族主义”的泛化过程，由此也浮现出其泛化的逻辑:差序格局。本文对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进行拓展，提出了情感与工具性混合下的差序格局来展现陈军新的人际关系格局特点，即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性的建构其人际关系，并可以随时定义和调整人际间的亲疏远近的关系，凸现了强烈的工具性和人的主体性。以这个新概念为基础，本文描述了陈军等五个家庭的组织特点——平面关系立体化，由此导致了以相对性、事件性、自致性为主要特点的“情境性权威”以及世俗的、基于理性选择的、潜在的“仪式”的出现。此外，文章通过田野调查指出，尽管最初是一种出于功利性的目的建立的关系，在交往的过程中也可以产生彼此间的情感，但这种感情与因血缘关系而产生的感情又不一样。　　论文第四章是讨论与回应。文章从人的两种基本需求，即情感需求和生存发展需求出发，进一步讨论“家族主义”的泛化。文章认为，人们可以超出家族的范围去建构自己的人际关系，但人们超越不了传统。文化具有继承性使传统的“家”文化浸润到人们的头脑深处，构成了同一社会中人们共享的价值基础和心理结构，成为人们思维和行动时不自觉地选项。人的情感需要以及差序格局中关系所具有的弹性使人们即使在具有工具性色彩的交往中也能产生感情，这使情感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的界限模糊，以至于彼此包含，在一定情况下还可以相互转换。对社会网络研究的回应主要是针对产生于西方社会的理论与分析方法是否在研究中国社会时适用。本文的观点是尽管社会网络研究具有很强的分析力，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它并不完全适用研究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差序格局”理论并没有丧失解释力。　　论文的最后一章是结语。文章认为，情感与工具性混合下的差序格局对传统意义上的差序格局是一种继承和发展。如果说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括了传统意义上的家族主义最典型的特点，那么基于本文田野调查所发现的“差序格局”的新形式——情感与工具性混合下的差序格局——则是试图表明“家族主义”泛化逻辑的大胆尝试。这样就回答了在文章开始时提出的问题，即使现今的人们体现出来某些现代性的特点，但其人际关系还是显示出“家族主义”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