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一场新军事革命引发了全球性的军事技术、武器装备、作战平台、战争样式和战略思想等全领域的彻底变革。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由传统的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转变到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的全新时代。基于这一重大变革,并通过对海湾战争以来世界瞩目的几场典型战争的个案研究和分析可以看出,这场世界性的新军事革命,并非是单纯的新技术推动,其本质是一场新军事思想革命。由此而进行的战争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比重型武器、拼人海战术的战争,而实质上是一场比思想、拼智慧的战争,简言之就是新思想战争。为了赢得这一战争的正义之声和配合信息战需要而展开的舆论宣传,必须要有全新的思维和全新的宣传战略指导思想。于是,本论文提出了“新思想战争”与“战略反宣传”这两个新概念。新思想战争是背景,而战略反宣传则是本论文的中心思想。论文从六个方面对战略反宣传这一中心论题进行了逐层的阐述。论文首先提出了新思想战争和战略反宣传这两个新概念。新思想战争的本质也是政治的属性;新思想战争背景下的战争与媒体、与记者道德、与社会正义之间,既相互充斥矛盾,但又紧密联系;战略反宣传是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的准确定位,直接关乎国家的安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今西方在新思想战争背景下的战略性宣传,具有明显的“战略隐型模式”与“战术显形模式”的“双模式”宣传特征。他们在战略上巧设“议程”,使强权演绎成正义;他们掀起“沉默的螺旋”,便赢得民众的高支持率;他们借用媒介霸权的隐型影响,使自由媒体变成“一个声音”。他们在战术上运用他们的高技术和传播优势,大胆使用“开放式主导性传播”,故意让战场呈现“透明”,结果成功地变成象美军主导战场一样,主导着世界的舆论。这些都给我们中国的战略反宣传提供了深刻的反思。西方主流媒体的反华态度为何如此成惯性的顽固,这种顽固态度对我国的战略反宣传构成直接挑战。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媒体的本能反映,实质上隐藏在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等因素。国会山中的“反华帮”不可小视;两个社会、两种制度直接影响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认同的向背,也是重要原因。危机传播是战略反宣传的实践形式。当前中国的战略反宣传,一方面面对当今国际传播强势信息严重不对称的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却又难以突破旧的和过时的宣传模式。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是深埋在人们骨子里的实用理性思维的羁绊。其消极后果是:缺乏战略眼光;缺乏创新的风险意识;缺乏宏观理念。要改变这种局面,应建构多元的危机传播理论思维平台;培植危机传播中国家利益至上的大局理念;牢固树立危机传播与危机处理的世界受众意识。作为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就应该勇敢地让现行的<WP=7>军事战略理论接受时代的洗礼,该过时的过时,该废弃的废弃。中国的战略反宣传理论建构,既要适合中国国情,同时又要有勇气向西方学习,要有世界意识。为此,本论文提出了五点理论构想:第一,建议设立国家战略反宣传专门机构,成立国家战略反宣传办公室;设立国家战略反宣传研究中心;在预备役部队中列编军事记者队伍。做大“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第二,要在新思想战争下赢得战略反宣传,还必须要实现军事媒体的功能再强化;第三,学习伊拉克战争中“萨哈夫效应”的经验,重视新闻发言人的国际攻关意义;第四,在培养人才上要创新观念,探索新闻传播学科的国际化办学新模式,打造精于国际游戏规则的‘外向型’传媒人;第五,网络新媒体方兴未艾,在网络媒体宣传领域要抢占制高点,建构第四媒体的全球战略反宣传优势。面对新世纪的新安全观,中国的战略反宣传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战略目标追求、首要战略任务和战略指导思想。中国当前战略反宣传的最重要任务是要用新思想反“台独”。同时为了降低理论创新的风险,对中国宣传实力应有正确的评估。要防止国际战略反宣传中的盲情与异端;在当前全球信息传播的博弈场上,过分地误导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带来的“效果”也将是祸国殃民。由于主客观原因,本论文也存在一些不足。如由于某些国外资料搜集可能不够全面,给本论文的实证分析也许会带来些影响。同时,本人虽然极力反对研究过程中的“实用理性”和“浪漫主义”的成分,但由于本人自身事实上无法超脱现实生活环境,加上个人研究能力、学识和水平的限制,文中肯定难免还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