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的中国国民党(简称国民党——后同)改组,不仅是国民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时也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的走向产生了具有转折意义的改变。这次改组,从党章制定、机构设置到组织建设,全面效仿苏俄列宁主义政党模式,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套党政军管控体系,开创了“以党治国”的新模式,彻底改变了民国初年所走的西方议会政党道路。尽管南京国民政府“以党治国”的政治模式随着北伐统一全国而得以推广,但是其治国的政治方式却肇始于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国民政府。1925年7月成立的国民政府仅仅管辖广州一隅,但它的建立,却开启了中国政制史上一个新的党治时代。有鉴于此,本文将考察的重点放在国民党党治的三个方面,党政关系、党军关系以及党群关系,探究党治模式在民国政治转型中的实态运作。党政关系,民国成立之初,南京临时政府师从美、法,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体系,之后的北洋政府大体上承袭了南京临时政府确立的共和体制。但是屡败屡战的孙中山为了再造民国,决定师法苏俄,确立以党治国的路径,党政关系随之发生了巨变,由欧美式的国会选举,政党竞争执政转变为国民党内的选举,由国民党进行党治。在以党治政过程中,国民党依靠苏俄的帮助,在中央层面先后确立中执会、中政会等党治机关,在组织原则上确立委员制,进行集体领导,对国民政府进行直接党治；在地方层面,依靠省、市、县执行委员会等机构进行党治,初步确立起调节地方党政关系的间接党治体系,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初步建立以党治政的治理机制。党军关系,中国传统的文武关系强调以文治武,皇帝掌握军事调度指挥权。民国成立后,名义上军队属于国家,但是军队的私属化并没有改变,这也是北洋时期中国内乱的根源之一。孙中山及国民党人在奋斗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军阀的弊端,开始寻求苏俄以党治军的理念。创办黄埔军校,加强政治教育,树立以党领军的典范,成立党军,鼓励军人入党,强化了党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改旧军为国民革命军,初步建立起政工制度。军人的政治化和革命化打破军人不干涉政治的传统,党政军一体化,但是国民党改造党军的不彻底,使得军队的私属化重现。党群关系,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二元结构,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相对疏离,国家对地方权力的控制仅仅到达县级政府,现代国家体制建立后,这种结构并未根本改变。孙中山及国民党人在师俄之后,国民党开始全面向底层社会渗透,积极发展党员、设置党组织,通过控制农民协会、派遣特派员、设置讲习所,动员农民参加革命；通过革命话语的宣传和体制的控制,引领工人运动；通过商民协会,团结商人。全面动员民众,发动底层革命,力图完成国民革命。国民党的这种动员体制的建立,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党群关系体制。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奉行“以党造国”,在革命风潮激荡的广东地区就党治体制的确立和实施,以及党治体制下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进行了一系列尝试。这一尝试,不仅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开展,也为北伐成功后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党治政权奠定了制度雏形。由于广州时的国民党党正处于新体制的创制探索期,加上当时党内在“联俄容共”问题上的认识并不一致,导致在创制问题上的诸多分歧和矛盾。而随着国共最终的分手,国民党尽管摆脱了俄国人的控制,却保留和延续了效法俄人的“党治”政体,由于国共两党在组织成分和意识形态上有着根本不同,广州时期实施的某些“党治”措施在“弃俄绝共”后被丢弃,但广州党国肇造时期的一些根本制度还是得到了保留,成为国民党新政权和训政实施的基本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