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翻译工作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它要求译者既要传意准确,还要传神生动,反映出作者的本意及其语言风格和特色。这就需要译者能够较好地掌握这两种语言的特征和互相转换。为了使译文准确和流畅,多年来人们一直十分注重研究语言的特点以及语言使用的规律。这种研究无疑是正确而且是必要的,但这还只是一种语言层面上的研究。各民族之所以有各自的语言,而这些语言又各具规律和特色,主要是由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各自的社会变革以及文化传统等因素所决定的。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它也取决于各自的思维规律和思维方式。 迄今为止,有许多关于思维和语言两者之间关系的争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Sapir-Whorf假说,它提出了语言决定论和语言相对论的观点。本文以Sapir-Whorf假说为起点,反驳其偏激的观点,强调思维和语言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思维是语言的基础,语言必须依靠思维为之提供内容;同时,语言是表达和传播思维的最佳工具。思维作用于语言,语言也作用于思维。在阐释过思维和语言的关系之后,也就易于分析思维与翻译之间的关系。翻译过程不只是语际之间的转换,更是不同思维方式之间的转换。确切的说,思维的共性是翻译的基础,但思维还具有个性,即民族性,集中表现为各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民族思维方式的不同形成了语言表达形式上的明显差异,这是在翻译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因此,翻译过程不仅是一种语言活动,更是一种思维活动,民族思维差异对翻译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本文首先探讨了思维、语言和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翻译的根本深层活动是一种思维活动;接着主要从哲学思维的角度,剖析了造成英汉思维方式差异的主要原因。中西哲学思维被尝试性的归纳为典型的两对:数学式的原子论和直觉式的一体论,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表现的差异对英汉两个民族的思维体系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然后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英汉思维方式的主要不同之处及其在各自语言表达形式中的反映,充分运用例证,着重探讨了在句子翻译中该如何调整思维方式差异以适应译入语民族语言的表达习惯。一言以蔽之,思维方式差异的探讨比纯粹囿于语言层次的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