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据需经“采纳——采信”两阶段审查,方可由“材料”成为“定案根据”而被“采用”:一是证据能力审查,判断可否采纳为刑事证据;二是证明力审查,判断可否采信为定案根据。“国家审计报告”是国家审计机关对被审计单位财政经营活动所发表的书面意见。司法实践中,国家审计报告不仅是披露被审计单位行政违法事实的刑事案件线索,在有关主体涉嫌刑事犯罪时,也是证明犯罪事实存在的材料,具备采用为刑事证据的基本要件。中央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宗旨与新时代下“审计全覆盖监督”的目标实现,决定了关于“国家审计”的研究视角,需要在经济管理类技术规范外,剖析国家审计报告在相关案件审判中成为定案根据的司法实践逻辑,并将之该当于拥有解释力的证据采用规则。当下,国家审计报告广泛采用为刑事证据。然而国家审计与刑事诉讼两程序间缺乏同一性目的构造,《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条也存在文面表达上的概念含混,放大了“证据移送接收制度”中行政证据转化采用程序的操作性不足,使国家审计报告证据表现形式难以定格、证据证明作用难以辨明。申言之,国家审计机关工作人员之刑事证据收集主体身份合法性存疑,相关取证方式在“令状原则”下同样合法性存疑,且将国家审计报告采纳为“书证”的行为缺乏准据法;国家审计报告在刑事证据种类划分依据上缺乏观点共识,将之定格为“鉴定意见”的理论存在解释力不足;部分将国家审计报告直接采信为定案根据的司法实践,更是“以鉴定代替判决”的乱象。为贯彻证据裁判原则,促进庭审实质化,需要对既成理论范式再行解释与统合,以期将国家审计报告正确采用为刑事证据。对相关刑事判决书做实证分析可见,需言明国家审计报告在“证据材料——证据——定案根据”各阶段中的证据审查标准,以明确理论争点;需确证国家审计报告证据转化采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建构证据转化采用程序的法理解释框架。梳理行政与刑事证据收集阶段的顺承关系,可见二者存在概念上的亲缘性。因此,具体完善国家审计报告采用为刑事证据的方法,应当于证据采纳阶段以鉴定意见之“合法性”标准定格其证据表现形式,并基于“犯罪直接客体”细化证据“关联性”标准;应当于证据采信阶段将证据“确实性”标准独立于证据“证明价值”,以防自由心证在定案环节可能的滥用;以及,在外部保障方面,有必要发挥非法证据排除、鉴定人出庭作证、专家辅助人质证等程序的制度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