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套利定价理论作为现代金融学研究的基石，在其产生以来的几十年中经过许多经济学家的不断探索，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有着丰富内容和完整体系的资产定价理论，并在实际投资操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均衡资产定价最重要、最核心的理论与模型，从提出至今，它们便经受着来自于不同市场、不同时期的理论与实证检验。对于经历了20多年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历程的中国而言，金融体系的不断健全与完善、各种金融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长足发展，金融机构的增多已经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种背景之下，那些曾经掀起金融学革命性变革的资产定价理论，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适用情况又是如何便成为了众多学者讨论的焦点。本文的分析便是在此背景之下逐步展开的，通过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分析，我们试图对以下问题予以回答：1、传统的理论假设前提下，CAPM模型在中国上海证券市场是否成立，市场风险的测度β是否真正衡量了股票或者股票组合的收益，还是β系数已经“死亡”？2、若股票组合的β不是其收益的有力解释，被遗漏的影响因素又如何去探索，依据APT的思路能否找到有效解释因素？3、如若这些经典的数理金融定价理论都被否定，我们将如何去思考股票的定价问题？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有关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模型以及法码三因素定价模型的相关研究进行逻辑上的梳理之后，结合中国金融市场的特点，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资本定价问题的方法体系，通过对上海证券市场进行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1、在中国上海证券市场上，CAPM模型不成立，β系数与股票组合的收益率不但没有正相关关系而且也没有线性相关关系，即β不足以解释股票组合的收益率；2、按APT理论实证检验的思路，利用因子分析法探索影响收益<WP=4>的公共因子并发现，单支股票或者股票组合的收益率存在一个公共因子，但并非，同时宏观经济因子也难以确定。本文的具体结构如下：在第一章中，我们简洁、清晰的对本文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思路进行了阐述，并对研究的总体框架予以了说明。第二章对CAPM和APT模型的提出、背景以及核心思想进行了综述，并对不同的理论与模型之间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和评价。第三章对历年来理论界和学术界在资产定价方面（特别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回顾，不仅对这些理论和方法进行分类和比较，而且对实证研究方面的情况进行了清晰的分类与说明，为本文方法体系的确定打下了基础。第四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并在得到实证结果的同时，提出对实证结果与原来预期相悖的质疑。结果表明CAPM模型在上海股票市场是不成立的，并且按本文的假设非系统风险应该能解释收益率，但实证结果并非如此。因此，笔者不再是主观的在模型中加入收益率的解释因素，而是先利用因子分析法确定了是否有影响收益率的公共因子存在。实证结果表明股票和股票组合都存在一个公共的影响因子，但是这个公共因子的确定却非常困难，因为着实难于探索到能够和收益率建立明确数量关系的公共因子。第五章中我们将在第四章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产生如此实证结果的原因进行一定的剖析。并认为，出现以上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二。其一，本文所依据的检验方法就如行为金融学攻击数理金融学那样陷入了检验的悖论之中；其二，这种差别的根源可能是由于我国股票市场的不成熟。最后，我们试图引入新的理论对实证结果进行解释。笔者在此引入国际上被证明是普遍存在的一月效应来加以说明，我们也许并不能找到一个公共的因子来建立确定的股票收益与之的关系，但是这个“公共因子” 的存在使得股市产生的一种被传统定价理论认为的反<WP=5>常现象，比如“一月效应”。如果能够正视我国证券市场存在“一月效应”，这将为投资者估计股票价格和收益提供有益的参考，但是实证研究的结果却没有足够的理由证实“一月”的收益要高于其他月份。虽然实证结果并不支持我们的假设，但是他给我们提出了后续工作研究的方向，那就是到“行为金融学”里探索需要的“因素”，并非理性假设条件下的那种确定的数量关系。本文的新发现：1、在对CAPM的实证检验过程中，本文不仅继承了传统的时间序列检验和横截面检验相结合的方法，而且在归纳和总结有关实证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与传统的BJS方法有所不同的实证方法。主要体现为在CAPM模型假设前提下采用随机分组的方式构造股票投资组合，而并未向一般实证研究一样利用β对股票进行分类。2、通过本文的实证检验可以发现，当不能解释股票的收益率时，非系统风险并未像经验预期那样完全包涵收益率的解释因素，论文实证结果至此时，笔者没有急于从寻找公共因子入手，而是先论证了是否有公共因子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