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是元明清封建中央王朝为加强对边远少数民族的统治而实行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即由中央政府任命少数民族贵族为世袭土官，并通过他们对当地土民的管理，达到对民族地区进行统治的目的。土司制度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说，只是中央王朝实现了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间接管理，是中央王朝为了解决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管理上力不从心的问题而被迫实行的一种权宜之计，它从一开始便存在着王朝中央与地方土司间权力分配的矛盾，随着王朝中央权力的进一步强化，这种矛盾往往会导致其与地方土司之间的较量更为明显。　　在土司制度下，地方土司作为王朝中央统治少数民族的工具，在民族地区享有至高无上的世袭统治权，虽然其表面上被置于皇权大一统的官僚体系内，对王朝中央保持着相对的臣服，但其实质上当属相对独立于中央政府传统管理体制之外的地方政权，割据一方，为所欲为，其本身所固有的割据性、独立性毕竟对皇权本身以及中央王朝造成潜在的威胁。当王朝中央实力强大到足够克服这种独立性时，双方尚能相安无事，反之，当王朝中央实力衰微，地方土司力量强大到足以能与中央匹敌或相抗衡时，地方土司的存在便成为大一统国家的严重障碍。这种王朝中央与地方土司间此消彼长、敌强我弱的政治博弈与武力对抗关系，最终在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有所转变。　　本文基于上述视角与背景，以广西土司作为研究个案，选取清朝康雍年间这一转折期为视域，系统探视广西土司与中央王朝关系的变动态势，全面分析其转变的原因，总结其变动特点，概括其历史影响，藉以透视康雍年间封建中央王朝与地方土司社会之间互动的历史及其规律。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发生转化。康雍年间，广西土司与中央王朝关系的变动主要基于以下诸种原因:一是清王朝中央实力的增强以及土属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两者关系的转变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二是中央王朝关于土司承袭、分袭、贡赋、奖惩制，以及对广西土目管理的完善为两者关系的转变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三是“华夷一体”民族观以及“以汉化夷”民族政策的形成为两者关系的转变提供了思想上的指导;四是广西土司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加深为两者关系的转变提供了文化上的引导;五是土兵的衰落，使得广西土司失去了军事上的屏障，客观上加速了两者关系的转变;六是康熙帝与雍正帝积极进取、开疆扩土，妥善解决广西土司问题，为两者关系的转变提供了强有力的主观条件。基于此种主客观条件的综合作用，最终引起康雍年间广西土司与中央王朝之间相互关系实现由“冲撞”到“和谐”的巨大转变，即广西土司由割据、对抗中央，游离于中央政府统治之外的疏远关系，转变为隶属、服从中央政府，与王朝中央保持密切联系的正常的“亲属”关系。　　事实上，康雍年间，在清政府的精心治理下，西南土司与清政府的关系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转变，然而相对于邻省的云南、贵州土司与清政府关系转变过程的反复、复杂性而言，广西土司与中央王朝关系的转变就显得较为容易和简单。　　康雍年间，广西土司与中央王朝关系的转变作为广西土司制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当时及后世的社会历史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它不仅有利于土属地区乃至整个广西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而且随着广西土司割据政权的土崩瓦解，广西土司的势力一落千丈，广西民族渐渐成为中央编户齐民，从而加速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总而言之，康雍年间，作为我国古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强化，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定型的关键期，实现广西土司与中央王朝关系的“和平”转变，将广西民族地区纳入中央集权统治轨道成为历史的必然。同时，随着广西土司与中央王朝关系的转变，广西历史发展亦进入一个新时期。因此，康雍年间，对于广西土司以及民族问题的成功解决，不仅丰富了广西区域史、民族史、土司史的研究内容，而且为我国当今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性的思考及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