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与王小波是生活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两位作家。法籍捷裔作家米兰·昆德拉1929年生于捷克，而王小波则于1952年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97年因病故去。如果说昆德拉的创作是一条无限延展的直线，那么王小波则无疑成为了已终结的线段。这两位貌似毫无关联的作家却在创作的某段时间内执着于叙述一段历史，一段与革命有关、与政治有关、与个人有关的历史。昆德拉的小说里叙述的大多是捷克在“布拉格之春”前苏共的专制极权统治渗入生活各个角落的那段历史，而王小波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热情书写则在他的多部著作中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昆德拉的成名作《玩笑》和王小波的《革命时期的爱情》便是绝好的例证。尽管仅从历史叙述的角度解读小说无论对小说文本还是对小说家的创作而言，都是单调而不公平的，但两个文本在讲述历史故事时所具有的互文性使读者难以忽视他们在叙述中所包含的独到眼光，他们以发现个体的敏锐投入奔流向前的历史洪流之中，关注生存于历史中的个体命运、情感与体验。个体在小说中不再仅是进行宏大历史叙事的简单载体和工具，而成为了小说真正的聚焦点，大历史中的一个个小个体使读者得以窥见历史的丰富性与荒诞性，而对人性的永恒关怀也使得这两部小说具有了独特的魅力，由此探讨它们对中国当代文学中分量颇重的“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启示性意义，就显得可能且必要了。　　 论文将从三个层面论述两位小说家在小说文本中建构历史的独到之处，即由个体进入发现个体在历史中存在的荒诞性，进而探讨历史存在的丰富性、真实性与荒诞性。引言部分重点论述了米兰·昆德拉与王小波的生平及创作经历，其作品在国内的出版、翻译情况及国内外学界对两位作家的研究综述，重点阐述选择《玩笑》与《革命时期的爱情》探讨关于历史叙述的互文性的原因、可行性、必要性及启示性。正文部分将从三个层面展开论述，首先由东西方文学中源远流长的乌托邦精神探讨历史的乌托邦性，进而论述个体在历史中的荒诞性，正是与革命有关的“历史”的乌托邦性导致了生存于其中的个体的荒诞性，小说《玩笑》与《革命时期的爱情》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个由历史的荒诞导致的个人荒诞的绝境之地。历史以现代性为其终极目标，而人类与历史则在走向现代性的旅途中不断地分裂、异化、抗衡，历史与存在的多重维度在小说中得到了建构。其次，论文将由革命的狂欢精神进一步探讨身处荒诞绝境中的个体的救赎的可能——性爱，个体尽享狂欢的革命历史却在历史之潮逐渐退去之时感到困惑、彷徨，深陷无力之境，百般追寻中个体试图将性爱作为自我救赎的唯一亮光，却绝望地发现在这一极具私密性、个体性的行为之中也隐藏着挥之不去的历史之影。另外，本文将由叙事学理论进入，探究两部作品在关注个体在历史中的叙述的特质，无论是米兰·昆德拉还是王小波都在小说中显现了对叙事的极大兴趣，这绝不是小说艺术技巧的简单展示，而是浓缩了作家以人性关照历史的悲悯情怀。最后，论文结语部分将阐述两位小说家独到的书写对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题材小说”的启示性意义，这两部小说在小说智慧及格调方面的执着显示了作家的发问姿态与启蒙意识，相信将会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书写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