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少数族裔的女性主义者“身份”批评的声音崛起。她们认为，任何作者、读者和评论者无不带着特定的“价值观念”，他(她)们都站在由特定的文化、种族、社会性别、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和个人因素形成的立场从事写作、阅读和批评，其观点、角度和文艺再现无不深深地打着“身份”的烙印。 女性主义文学的标识，是女性作家、女性意识、女性主题和女性语体。诚如有的评论家指出的那样，女性文学存在的最根本意义在于对女性意识的思考和把握，一旦女性意识趋于消失，女性文学也就不再引起批评家的额外关注。而把女性意识看成是意识女性的存在，或者研究女性问题、表现女性题材，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柏拉图、《圣经》、尼采不一而足，妇女研究思想史从来就是人类思想史发展的一部分。这显然不是女性主义文学意义上的女性意识。女性主义文学意义上的女性意识是指创作主体的女性对创作对象的女性进行历史的、文化的观照和思考，从而寻求女性自由和解放的道路以及与男人共同获救的前途。毋庸置疑，妇女特殊的自然和生活条件决定了她在观察世界和分析事物方面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又决定她在创作中关心的题材和采用的体裁。同时，妇女的特殊的感受方式造就了妇女的特殊的表达方式，从而创造了有自己话语特点的妇女文学，也就是女性主义文学。 如果从以上意义来讲，美国黑人妇女文学是最切近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发展轨迹的。因为，以白人男性为主的主流文艺批评和以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为主的女性主义批评均忽视了黑人妇女作家，她们(黑人女性)建立了黑人女性主义文艺批评的理论:探索性别和种族在黑人妇女文艺中所形成的明显的文艺传统。 20世纪初期，美国黑人文学对美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黑人文学已成为美国文学及美国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黑人作家涉足各种体裁，他们的作品几乎成为美国文学各个领域的普通文本。而黑人女性文学起步虽晚，但是后来居上，发育的良好。在20世纪末期，黑人女性作家托尼·莫里森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93)，黑人文学也由边缘迈进美国文学的主流。 早期的女性文学研究的核心以性别和文化性别为基础，具有强烈的阶级、民族和派别色彩。女性文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正悄然地、一不事张扬地向“性别”这个概念转移。在一些女性文学研究论著中，出现了使用频率较高的“性别”以及.“性别意识”“性别立场”“性别视角”等词语，与此前的“女性意识”“女性立场”“女性视角”并用，并似有替代以“女性”这词首的一些概念之势。这种悄然的变化，又一次与西方女性主义的变化形成回应。 以先天的自然性别为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对女性社会性别的强塑与自塑，必然以她生而为女这一自然性别为前提。然而这两个本来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却被一些女性主义学者有意无意地割裂了。有的甚至认为社会性别与生理的自然性别无关。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有区别却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就如同人即是生物性的人同时也是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人一样，是一个完整的多面的整体。一些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在忽视自然性别的前提下强调社会性别，在我看来并非出于对常识的怠慢，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出于对父权制文化仅仅以生物学的性(sex)定义、女人的逆反心理所致。这种情绪化的心理，使她们不愿正视自己的性别，自己的与生俱来的与男人不同的性差异。如何理性地面对自己的自然性别，包括如何认识和对待自己的身体和性欲望性身份，在西方女性主义者内部历来存在着争议。认同与回避、拒斥自然性别，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分裂与偏执，反映了西方女性主义的性别理论尚未完全摆脱前期的情绪化倾向。等级制的尊卑优劣有序的两个类别，即波伏娃在她的名著《第二性》中所说的等级制的“第一性”和“第二性”以性别等级制作为封建宗法统治的基础，将女人世世代代禁锢在依附性的家庭身份上而剥夺了她们的社会身份。波伏娃在她的 《第二性》里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她认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合构成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存单位。性别不应是价值尺度，不能简单地情绪化地翻转男尊女卑男优女劣为女尊男卑女优男劣，并以这样价值尺度作为对文本意义价值判断的标准。 性别与阶级、种族等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问题关系到对女性身份的全面认知，也关系到妇女受压迫根源的历史的认识。作为对女J性身份的一种认定，性别身份或社会性别身份只是其一而不是全部，这是因为女人不仅是有性别的人同时也是具有阶级(阶层)身份与种族身份等其他多种身份的人。女人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性别问题，而性别问题又往往与阶级的、种族的、文化的、宗教的问题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既相互联系而又不能相互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