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既有的以过度集中为表征的党政干部管理模式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指导下的改革,调动了干部的改革积极性,从而促进了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整体改革。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中国改革中,党政干部的重要地位源于其多重角色和关键作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掌握政权的唯一群体,党政干部是既得利益者,又是改革领导者。干部对待改革的态度一般是不积极的；改革不可能越过干部群体直接诉诸群众,而需要依靠干部领导群众进行改革。因此,调动干部的改革积极性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这就要求进行党政干部管理模式改革(简称模式改革)。　　 从1978年到1993年,模式改革取得阶段性的进展:诸如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实现干部新老交替和从不分类管理到分类管理(以国家公务员制度确立为标志)。这个时期与增量改革阶段相吻合。模式改革采取系统配套的措施,渐进地深入,体现了规范化与制度化的取向。　　 模式改革的基本条件包括:解放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管干部和群众路线。解放思想是先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经济基础,党管干部是政治基础,而群众路线是民主基础。　　 模式改革的组织机制为中国特色科层制。干部队伍规模庞大且实行集中管理和重视思想教育,因此需要层级制约。“文革”中,科层制的层级制约、分工和专业化特征被极度削弱,完全不适应改革开放时期的需要。为此,采取诸多措施,恢复和发展科层制,形成层级制约、多地区、多层次、党政双轨、条块交错的中国特色科层制。中国特色科层制历史悠久。如何善用这种资源,实现创造性的转换,从而推进中国当下由改革启动的制度化进程,有重大意义。　　 模式改革有力地调动了党政干部的改革积极性。思想解放拆除了干部思想上的藩篱,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使老干部的历史贡献得以肯定,亦为改革赢得合法性。利益补偿化解干部新老交替中发自老干部的阻力。干部选拔标准采行配套措施,既改善干部队伍的素质结构,又将干部领导改革的政绩与其个人的官宦仕途作捆绑,实现将改革的动力嵌入于干部。中国特色科层制的基本作用包括:提供了稳定和改革的重要条件；科层制框架下的权力下放使干部拥有改革的主动权；在当下的中国,科层制与干部队伍“四化”方针结合对克服官僚主义有重要意义。　　 将本时期的中国与戈尔巴乔夫的苏联的干部管理模式进行比对,能够从正反两面检验本研究的立论的科学性。戈尔巴乔夫的更换式干部管理模式对苏联改革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使干部队伍分裂,苏共分裂,改革从经济领域被迫转入政治领域,体制改革让位于政治斗争,最终导致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　　 总之,干部管理模式改革通过调动干部的改革积极性,促进了中国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