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于过度劳动的研究起步较晚,而且多集中于社会保障和人力资源领域,法学领域对于过度劳动的概念、成因、救济方式等问题的探讨是不够充分的。处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伴随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各种因素也制约着我国劳动者休息权的实现,普遍存在过度劳动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一方面,我国的劳动基准制度不够完善,工时制度、休息休假制度、劳动定额制度不够完备;另一方面,现行法律无法对企业的过度用工现象进行有效充分地评价,行政执法力度较弱;再者,劳动者因过度劳动致病、致残、致死,法律救济手段无法完全覆盖,救济的力度也不够充分。针对上述原因,首先应当建立完备的劳动基准制度,包括加强现有工时制度的可实施性、严格控制休息休假制度的弹性、补充完善现有的劳动定额制度;其次,应当扩大劳动监察法的覆盖范围、细化监管种类、加大对过度用工的处罚力度,同时提升行政执法效能;再次,丰富对于过度劳动者的救济手段,结合工伤救济、职业病救济、侵权法救济等多种救济方式,完善对于过度劳动者的损害评定标准和赔偿标准,提高其康复率以及再就业的可能性。基于上述对过度劳动治理关键问题的探讨,构建相对完备的法律治理维度,在这过程当中,要注意结合中国现阶段劳动力和生产关系的情况充分考虑各行各业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比如:地域经济指标对于企业用工的影响、特殊工种采用的特殊工时制度等;注重立法和司法、行政的相衔接,比如劳动法立法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问题、劳动法下的地域保护以及选择性执法问题等;注重学习借鉴有过度劳动治理历史、效果较好的域外经验,比如:日本采取对于过度劳动的事前预防措施、美国的“弹性工时”制度以及充分发挥工会的谈判磋商功能、我国台湾地区采取的相当的因果关系去推定工伤责任划分等。本文通过对上述内容的论述,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并希望我国劳动者过度劳动的问题能够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