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世纪80年代起实施计划生育以来,性别比相较于之前不控制生育的时代有了明显的上升,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在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分别为107.63,111.27,119.92和121.2,从一开始的上升增速到现在的性别比失衡状态,生育政策对性别比的变化起到了直接的影响。从2002年起,我国开始逐步放开生育政策,但目前我国的性别比仍然在全世界范围处于偏高的状态,对于男孩的偏好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导致我国的性别比比率一直处于上升状态。性别比的失衡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性别比的失衡导致男性在婚姻市场上出现竞争劣势,导致中国高储蓄率(s.wei and x.zhang,2011)。根据山东省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05年以来,山东省的性别比持续上升。长期的性别比失衡将出现男性婚姻挤压现象,导致多数男性难以结婚,单身的男性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要低于成家的男性,且随着社会的进步,老人从养儿防老的意愿,也逐步转为倾向于女儿养老。此外,单身的老年男性在青年中年时期更少会主动给自身安排养老,会更多的依靠社会财政资源。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着养老金不足的问题,国家的财政负担正在加重,为了国家的稳定社会的有序发展,有必要积极应对性别比失衡和养老保险支出增加的问题,维护国家文化、政治、经济的持续发展。本文搜集了山东省内17个城市2002年至2015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口性别比变化对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情况的影响。把人口性别比作为主要解释变量,社会养老保险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在考虑了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基础上,对数据进行了固定效应回归,研究发现人口性别比对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增加一单位的性别比,养老保险支出将增加7.5%,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性别比的失衡会加剧国家财政的养老负担。进一步,本文还分别测量了在教育水平和传统文化观念作用下,人口性别比对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的影响的程度,通过将教育水平划分为高教育水平和低教育水平,本文发现教育水平的提高会缓解人口性别比对养老保险支出的影响,而传统文化观念则会加重性别比对养老保险支出的影响。同时本文考虑到,中国传统的男孩偏好文化等可能遗漏的变量,将导致性别比失衡是内生变量,从而出现估计不一致的问题。为了克服内生性,本文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进行处理,即本文采用每万人的医疗机构数量作为性别比的工具变量来识别性别比对养老保险支出的影响。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发现性别比每增加一单位,养老保险支出将增加8.5%。同时,本文进一步考虑了 2002-2015年中国生育政策的变化将影响性别比,为了结果的稳健性考虑,我们剔除了 2013-2015年的数据(2013年的“单独二孩”以及2015年的“全面二孩”政策),发现性别比增加一单位,养老保险支出将增加9.1%,除此之外,本文还重新对性别比进行估计,结果仍然稳健。本文试图解决的关键问题在于人口性别比对社会养老保险支出的影响程度,以及在未来如何缓解政府在养老方面的压力。利用山东省2002-2015年17个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人口性别比对社会养老保险支出的影响,发现性别比每上升一单位,养老保险支出将增加8.5%。本文以性别比作为突破口对养老提出了如下的政策建议:第一,对生育政策进行转型升级,适时对政策做出调整;第二,政府加强对性别比失衡问题的重视,建立利益导向机制,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第三,加强对医疗方面的监控和管理,提升服务机构人员的能力和素质培养;第四,加强教育投入,倡导男女平等的社会观念;第五,提高财政收入,加快地方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