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文选》学,发展至嘉道年间而至鼎盛。在乾嘉学风的影响下,基于李善注的缺失,嘉道年间的《文选》学研究呈现出以小学、考据学补正《文选》李善注的特征。这是嘉道年间《文选》学发展区别于康乾与晚清的最大特征。诸家治《选》皆善训诂,精考据,但各家治《选》、补李所切入的方向亦各有差异,展现出不同的面貌。孙志祖《文选李注补正》作为首部专门“补李”著作,体例严谨,内容全面、充实,对李注进行了全方位的补正,具有开创性的功绩,是为第一章。继孙氏之后,“补李”类著作呈蔓蔓日茂之势。王煦《昭明文选李善注拾遗》重在追本溯源,补正《文选》中语典、事典的出处,纠正李注引文之误,并追溯李注训诂的依据,然而篇幅短小的《拾遗》也存在诸多主观臆断之失,是为第二章。朱珔《文选集释》重在阐释《文选》的名物及地理,建立了《文选》“名物学”和“地名学”,又以其条目数量庞大,内容翔实有据而为“补李”之集大成者,是为第三章。徐攀凤《选注规李》在训诂、历史考据、引文纠错、疏通文意等方面对李注有一定的补正价值,但其书名不能副实,又误说较多,考据对象多为不必要的细枝末节,故长期被贬低,少有人问津,是为第四章。非专门“补李”中,有张云璈《选学胶言》、梁章钜《文选旁证》、胡绍煐《文选笺证》三书较为重要,《选学胶言》以其才雄学博的补注,往往成为补注中的定论;《文选旁证》重在使用旁证的手法辨李善注的正误,其引用甚广,但不免有说法相左、前后矛盾之失和雷同抄袭之嫌,是为第五章。这些著作由简到繁,水平也不断提高,对前人已考之事,不避重复,故考论益精。在“尊李”的基础上进行补正,“尊李”而不迷信李注,且挖掘了五臣注的许多闪光点,很好地弥缝了李注的阙失,又对当今《文选》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训诂资料,其价值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