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犯罪现象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东西方国家都存在着复仇文化影响下的报复行为,这是仇恨犯罪的早期形态。现代对于仇恨犯罪的研究仅有四十年左右的时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提出了仇恨犯罪的概念,制定相应立法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治理措施。尽管仇恨犯罪的研究在各国都有开展,但是通过文献资料可以看出不同国家对仇恨犯罪的定义和应对模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美国将仇恨犯罪定义成因偏见导致的犯罪,而偏见一般包括种族、宗教、民族、性取向、身体残疾等因素。德国将否定纳粹大屠杀和对犹太人种族歧视的仇恨言论作为仇恨犯罪治理的主要方面。韩国的仇恨犯罪理论研究以美国为蓝本,但与美国不同的是,韩国把海外移民与本国居民的冲突、性别歧视、民众与政府间的对抗作为仇恨犯罪研究的重点内容。中国的仇恨犯罪涉及偏见的部分不多,主要是因仇恨情绪对社会和个人造成的人身、财产权利侵犯的犯罪。中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资源分配机制不够健全,司法体系有待完善,社会公众与政府以及个体之间因为利益分配不均等因素出现了仇恨情绪的扩张,仇恨犯罪问题日益严峻。张扣扣杀人案、南昌红谷滩杀人案、惠州市下角市场无差别砍人案件、杭州保姆纵火案、上海携程亲子园虐童案等案件的发生,让仇恨犯罪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探讨。但是从收集到的文献资料来看,中国目前对仇恨犯罪的研究是比较滞后的,与仇恨犯罪相关的文章数量有限且大部分文章的内容以介绍美国的仇恨犯罪制度及中国如何完善有关司法制度为主,而对不同国家的仇恨犯罪特别是仇恨犯罪理论的对比研究是非常少的。所以本文选择通过对美、德、韩、中四国仇恨犯罪理论研究的对比分析,找出各国仇恨犯罪的共同特征、不同之处及一般治理思路,归纳总结各国出现仇恨犯罪的文化传统以及仇恨犯罪的涵盖范围,阐述仇恨犯罪的犯罪学特征,挖掘产生仇恨犯罪的外部因素及具体原因,寻找应对仇恨犯罪的有效途径并将这些应用于解决具有中国特点的仇恨犯罪问题。选题的目的主要是进一步完善中国关于仇恨犯罪比较研究的理论体系,提出各国仇恨犯罪最具共同点的定义和理论框架,试图打破东西方仇恨犯罪文化的固有界限,为不同国家语境下的仇恨犯罪研究提供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的基础和平台,创新性地规划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应对仇恨犯罪的方式和步骤。本文的写作运用到的方法包括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总结归纳法、数据分析法等。美、德、韩、中四国在仇恨犯罪问题研究上有许多差异之处,这不仅是各国在文化传统、历史更迭、经济状况等方面的不同,也是东西方两种文明的比较。美国、德国有着长久的移民历史和种族融合的过程,宗教对国家的影响非常深远,这是他们产生仇恨犯罪问题的关键因素。而韩国、中国外来人口相对较少,仇恨犯罪源自于社会变革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产生的不满情绪,主要是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在对四个国家仇恨犯罪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对比之后,总结出仇恨犯罪的犯罪构成在犯罪主体、仇恨犯罪被害人、仇恨犯罪行为、仇恨犯罪类型特征四个方面的共同点。仇恨犯罪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例如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群体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矛盾、刑法规制能力不足、文化传统和大众观念的渗透影响、个人心理因素的副作用与社会心态的偏差。这其中既有社会因素又有个体因素,既有政治法律因素又有社会文化因素。尽管各国的仇恨犯罪受上述因素的影响程度及侧重点有所差异,但这不妨碍对仇恨犯罪原因的概括归纳。而聚焦于中国的仇恨犯罪现象,更多体现出的是社会结构调整带来的部分群体不适应,这与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是分不开的,中国的发展模式决定了经济、文化、司法制度、社会心理等一系列的因素成为引发仇恨犯罪问题的组成因素。中国语境下的仇恨犯罪应对方式是本文的着重论述部分。仇恨犯罪不只是一个刑法学问题,同时也是社会学的课题。规制仇恨犯罪固然要靠刑事司法手段,但也离不开社会治理手段的配合。当前打击仇恨犯罪的呼声越来越高,不过从各国实行的政策和措施来看仍有缺陷。要实现对仇恨犯罪的有效控制,应当兼顾刑事惩治和社会综合治理两个方面。刑事立法上有刑法典对应有各类仇恨犯罪罪名的刑罚措施,无需专门制定仇恨犯罪法律,建议将仇恨动机作为酌定加重量刑情节,并建立仇恨犯罪统计报告制度对仇恨犯罪状况进行检测。另外尽快完善保安处分制度能够增强对仇恨犯罪的防控以及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社会治理中应在民法的基础上保证仇恨犯罪受害人获得民事救济及扶助的权利。政府要规范治理行为,改变传统的不恰当治理思路,及时处理社会层面的矛盾冲突,消除社会负面情绪。此外还应当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通过开办技能培训学校帮助仇恨犯罪人重返社会,降低重复犯罪发生率,通过壮大社会公益组织的力量为帮助消除仇恨犯罪筹集更多的社会资源,通过社区把居民和政府司法机关有效的联系起来,更精确地打击仇恨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