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医疗服务需求总量不断增大,现存医疗体制弊端日益凸显,出现“看病难、看病贵”以及医患关系紧张等棘手社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医患信息不对称以及传统药品供应链具有多层级、多节点以及层层加价的特点。基于以上背景,国家相继提出“医药分离”,一些地区也将“药房托管”作为减少药品流通环节,降低药品成本的一种模式,同时也推行“两票制”乃至“一票制”的药品采购模式改革,现阶段在很多省份开展试点。而学术界基于中国医疗体制背景下对以上政策的作用机制以及绩效的模型研究很少,尤其缺少从医药供应链视角的研究。因此本文试图从供应链模型的角度研究医疗改革政策的绩效问题。应用博弈论的思想和方法构建了基于医疗改革政策的供应链模型,主要内容包括:“医药养医”与“医药分离”基础模型的构建、不同医改模式下药品供应链运营绩效研究以及基于“医药分离”背景下研究不同药品采购模式对供应链整体以及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影响。首先,考虑医疗服务水平的影响下,研究取消药品加成后各主体受到的影响以及决策行为的改变。研究发现,实行“医药分离”后患者购买的药品价格降低,公立医院收入受到药品收入急剧降低的影响,会针对不同特质的患者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其次,引入药品质量对服务需求与药品需求的影响,探究“以药养医”、“医药分离”与“药房托管”模式主导下的药品供应链在分散决策下各利益主体的绩效差异及相对应的决策行为变化。研究发现,实行药品零加成政策,能增加市场流通药品的质量,药品价格则与患者对医疗服务水平以及药品质量的敏感系数有关,从患者的角度来看,“药房托管”模式似乎并不是一种“友好”的模式,其性价比最低。最后,在“医药分离”改革的背景下分别构建由制药企业、药品分销企业与公立医院参与的“两票制”医药三级供应链结构,以及由制药企业与公立医院直接组成的“一票制”二级供应链结构,以集中化决策下均衡结果为基准,研究分散决策下,两种采购模式下各主体如何应对结构的改变对绩效的影响。医药供应链结构的精简也提高了制药企业的利润以及供应链整体利润,“两票制”的实施确实对医药行业有很大的改进与贡献。从患者的角度考虑,“一票制”模式下患者接受医疗服务价格的性价比高于“两票制”模式,即缩减药品采购中间环节,确实有利于患者福利水平的提高,不能单单从药品价格角度来衡量政策的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