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条件下的现代企业，设计以会计盈余为基础的激励契约，既是管理者薪酬实践过程中最为普遍、流行的方法，也是财务会计信息在公司治理领域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但是，激励问题中盈余管理行为客观存在的现象，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它对会计基础激励契约事前效率的影响，也是研究者、准则制订者以及会计信息使用者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　　 本文将与会计基础激励契约相关的盈余管理行为称为内生性盈余管理行为，借以区别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广义上的盈余管理行为。论文在现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分析式会计研究方法，在“道德风险”研究框架下，以盈余计量的偏差及其可能导致的管理者盈余管理行为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对二者如何影响以盈余数字为核心的激励契约事前效率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主要是在几个重要的假定和研究背景下展开的：(1)企业最终真实的产出不能够直接得到，能够采用的唯一业绩测评方式是按照外在的、公认会计准则体系确认计量而生成的会计盈余，但盈余数字在生成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由准则体系自身原因所导致的偏差；(2)管理者的行动选择(努力)投入是一次性的；(3)激励契约签订后、但在行动选择前，管理者不拥有关于企业真实产出以及与真实产出相关的盈余计量结果的私有信息(论文将其称为“非私有信息”情形，下同)；(4)激励契约签订后但在行动选择前，管理者拥有关于企业真实产出以及与真实产出相关的盈余计量结果的私有信息(论文将其称为“私有信息”情形，下同)。主要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如下：　　 (一)论文首先提出了会计基础的激励问题中，有关实证导向的盈余管理研究普遍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或“悖论”，并在此基础上对内生性盈余管理行为的成因、以及现有对激励问题中盈余管理研究的不足等方面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理论分析。其中，“内生性”问题是指，实证导向的盈余管理研究将激励契约本身视为外生给定的做法，必然会将事前激励契约自身的设计问题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因此这类研究并没有回答预先设计的激励契约在效率上是不是最优的或者较优的等关键问题，或者说激励契约在设计之时是否就已经充分考虑了契约实施后可能或必然发生的盈余管理行为。对内生性盈余管理行为的研究要求将研究的切入点放在激励契约设计本身，而且关注的重点是会计基础激励契约的事前效率；　　 (二)分析式会计研究中，以“道德风险”问题为核心的最优契约设计理论，是研究会计基础激励契约设计效率的标准分析框架。论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在研究模型的设计思路和内容上做出了下列改进：企业的真实产出无法得到，会计盈余作为唯一的业绩评价标准；突出强调会计盈余是“依据一系列外在的、公认的准则体系来生成的”这一特殊性；在激励契约设计时，委托人和管理者对由外在会计准则体系所引入的盈余计量偏差的预期是一致的；盈余计量偏差对盈余计量效果的影响(相对于企业真实产出而言)全部体现在盈余计量的管理者边际贡献上面；强调由“私有信息”情形下的非对称信息结构所导致的内生性盈余管理行为是一种真实的盈余管理行为等等；　　 (三)在管理者是风险中性的条件下，研究结果表明：在“非私有信息”情形下，即使企业的真实产出无法得到，以盈余为基础的激励契约事前效率也是最优的(激励强度等于1)，这与经典“道德风险”框架下的研究结论相符；但在“私有信息”情形下，除非盈余的计量是完美的(相当于企业真实产出可以得到)，只要盈余计量偏差存在，以盈余为基础的激励契约事前效率就不是最优的(激励强度小于1)，而且盈余计量偏差越大，激励契约的事前效率就越低；　　 (四)在管理者是风险规避的条件下，比较静态分析结果表明：在“非私有信息”情形下，管理者最优努力投入选择水平和激励契约对管理者的激励强度，均会随着盈余计量偏差的增加而降低；在“私有信息”情形下，在一定的参数选择条件下，委托人的效用可能会高于“非私有信息”情形下的效用水平，但随着盈余计量偏差的增加，激励契约对管理者的激励强度会下降。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众多的业绩评价体系中，会计业绩评价体系与其它业绩评价体系之间最显著的差别就是：会计业绩指标是依据一系列外在的、公认的会计准则体系而生成的。但有关会计基础的激励契约设计效率的分析式会计研究却往往忽视这一重要差别。论文率先以盈余计量过程中存在的、由外在准则体系引入的盈余计量偏差为切入点，研究了盈余计量偏差和由其导致的盈余管理行为，对会计基础的激励契约设计效率的影响。论文这样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对外生准则导致的盈余计量偏差与激励契约设计的事前效率之间互动关系的分析结果，可以直接用来评价会计准则体系在发挥管理控制功能方面的合意性或效率；　　 第二，当会计盈余作为主要的业绩评价方式之一时，分析式会计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会计盈余的计量特征或结果是如何影响激励契约的(事前)设计效率的。研究者往往只关注业绩评价体系自身的特点，而忽视激励契约实施的环境。论文在研究盈余基础的激励契约效率问题时，不但考虑了盈余的计量特征，还引入一种重要的契约环境：契约签订后、行动选择前，管理者拥有或者不拥有关于企业真实产出以及与真实产出相关的盈余计量结果的信息。这种契约环境因素可以突出两权分离条件下的委托代理问题。在不同的信息类型下，论文研究了盈余计量偏差对激励契约设计效率的影响；　　 第三，在道德风险研究领域里，研究者们最常用的是确定性边际贡献模型。论文在模型设计方面另一个创新之处在于将盈余计量的管理者边际贡献随机化处理，这样不但可以使论文的研究在不同的契约运行环境下展开，还可以对盈余计量偏差影响激励契约效率的方式及效果进行分析，这是应用确定性边际贡献模型所无法实现的。　　 最后，由于在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的激励(尤其是年度奖金的发放)仍以财务会计数字为主，会计的改革和发展趋势又有着明显的资本市场导向，因此论文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