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玛》是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后期一部比较成熟的作品，语言生动有趣情节跌宕起伏。作为简.奥斯汀的代表作，《爱玛》在中国读者中反响热烈。因此，在中国出现了许多不同《爱玛》中译本。本文从《爱玛》众多中译本中选取了张经浩先生的译本和孙致礼先生的译本作为研究对象，以杰夫.维索尔伦的语用顺应论为理论指导，对由两个译本中选取的代表性译例进行详尽、具体的分析比较。选题着重从交际语境顺应（心理世界、社交世界），语言结构客体顺应（语言风格，话语的构建成分）和动态顺应角度对两个译本关于原文作者的写作意图，原作人物情感，目标语语言特点，目标读者的认知能力，原作人物性格，社会背景，幽默诙谐反讽式的话语，修辞手段等方面的顺应进行了详尽具体的分析比较。在这一比较分析过程中，语言结构和语境因素对小说翻译过程中语言选择和产出的动态影响得以体现。通过比较分析作者发现：从顺应论的角度来看，两个译本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点。孙译本在对原文作者的写作意图，目标读者的认知能力，原作人物性格，幽默诙谐反讽式的话语等层面的顺应上把握的更好，而张译本则在对社会背景，目标语语言特点和修辞手段等层面的顺应上强于张译本。在对原作人物情感，话语的构建成分中的词语，语句层面的顺应上，两位译者平分秋色。另外，由于两位译者处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文化场景下，他们的译本出于不同翻译目的下而产生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使小说翻译的动态性得以体现。总的来说，这两个译本虽然采取了不同的翻译方法但是都取得了各自的成功，原因在于两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在语言结构和语境关系顺应层面上分别根据各自的判断和选择做出了较好的动态顺应。最后作者得出结论，小说翻译过程是一个动态的选择和顺应的过程，译者作为交际者一方，在翻译过程中进行选择的同时，既要顺应不同的语言结构客体，又要对原语作者和译文读者所处的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做出顺应。同时，在翻译进行的过程中，语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变化着。译者在对语言客体进行选择的过程中，必须要根据不断变化的语境做出动态的顺应。另外，译者在做选择顺应的过程中，还应当充分考虑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译文目标读者的特点，从而做出妥当的顺应。对一篇小说的成功翻译要求每位译者能够做到在最大程度顺应这些方面的同时，做出适当的语言选择。论题进一步证明了顺应论对于《爱玛》及相同类型的小说翻译具有的学术价值和普遍的实践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