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择“财富、人与历史”作为论题，旨在从经济哲学的角度探讨“马克思财富理论的哲学意蕴及其现实意义”，以求重新探讨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变革并揭示马克思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的社会发展的内在机理及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本原。为此，本文贯彻从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中走向社会历史深处的思想理念，采取史论结合、理论与现实结合的基本思路与方法，最终突出“财富与人的全面发展”和“财富与社会历史的发展”这两大理论主题，并揭示出“以人为本”的财富观对于建构当代中国之个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观”，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观”的现实意义。文章除了旨在说明本文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及各章逻辑结构的“导论”部分外，主体部分共由五章内容构成。第一章“马克思财富理论的思想资源”，主要从经济哲学史的角度，挖掘古典经济学、黑格尔哲学(主要是受过古典经济学洗礼的黑格尔哲学)、空想社会主义(包括19世纪初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以及与马克思同时代思想家(主要是李斯特、蒲鲁东、赫斯和恩格斯)的财富理论对马克思本人的影响，从而廓清了马克思财富理论的思想资源。在这部分，笔者在对财富概念作了“经济规定”的剥离(把财富与价值区别开来)与“法权规定”的剥离(把财富与财产区别开来)这两个重要“剥离”后，得出了马克思财富概念的“哲学规定”的本质内涵就是从“财富与劳动的关系”以及“财富的物与人的关系”这两个方面探讨人之生存与发展的理论，从而把财富概念提升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两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层面上来探讨。第二章“马克思财富理论的心路历程及其思想境遇”，主要从马克思自身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探讨了马克思财富理论由最初显现到确立再到系统阐述与全面发挥的历史进程，一方面阐述了马克思通过财富理论的革命变革而实现两大发现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展现了马克思财富理论所体现出来的两大思想境遇，即“对工业资本主义的现象学批判”与“对无产阶级命运的生存论关切”。在这部分，笔者所隐含着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核心理念就是力求通过阐述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理论的总体性建构”，从社会发展理论、社会批判理论和社会革命理论相统一的角度揭示马克思关于历史主体性的基本态度，最终说明马克思是如何通过财富理论的阐发而完成其“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革命性建构的。第三章“财富与人的存在及其发展”，主要从文本解读的角度探讨了马克思关于“财富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这一理论主题。在这部分，笔者从马克思关于人是“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与“自由的有意识的存在物”的“整全存在”出发，指出了马克思的财富概念实际上包括了单纯物的维度、社会关系维度和主体性维度这三层含义。在此基础上，笔者联系马克思关于财富与人的“需要”和“劳动”的关系的论述，重点从“全面发展”(主要表现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的社会性规定)和“自由发展”(主要表现为以剩余劳动为基础的“自由时间”、“自由劳动”与“自由个性”的历史性生成)这两个角度探讨了马克思关于“财富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的理论主题，并从“目的与手段”和“实体即主体”的辩证关系角度揭示了马克思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的社会发展及其历史本原。第四章“财富与社会历史的发展”，主要从文本解读的角度探讨了马克思关于“财富与社会历史的发展的关系”这一理论主题。在这部分，笔者从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有机体”概念出发，在论述财富生产与四种生产(物质生活的生产、人口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和精神的生产)以及财富生产与社会分工和社会交换的关系的基础上，既从历史纵剖面分析了三大社会历史阶段中所体现出来的不同财富观，即“以人为目的”的古代社会财富观、“以生产为目的”的现代社会财富观和“以自由个性为目的”的未来共产主义财富观，又从社会横断面分析了以“商品、货币、资本”为主要形式的资产阶级财富的特定性质及其伟大文明作用与历史狭隘性，澄清了资本与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历史发展之间的本源性关系，最终揭示了以财富生产为核心的历史辩证法的主要内容。第五章“马克思财富理论的现实意义”，主要从现实关怀角度探讨了马克思财富理论与现代社会的发展主题。在这部分，笔者指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在最大限度地解放并发展了生产力的同时，却把人的解放和发展放置到了物的解放和物的生产的社会氛围与历史桎梏中。由此出发，笔者分析了资产阶级财富的历史困境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悖论的关系，提出了现代社会只有以财富生产理应体现的新的生产力发展方向、新的文化意识发展方向和新的人类利益发展方向为核心才能重建其理性的理论路向。在此基础上，文章不仅批判了近年来西方流行的“历史终结论”(主要以“科技决定论”和“市场经济论”为支撑)的错误，而且重点论述了财富生产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意义，认为社会主义能否以及如何在财富生产的同时更好地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并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问题，不仅是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合法性的历史根据问题，而且是直接关系到我国“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观”和“文明发展观”的现实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