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多民族不断融合而成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多元一体的国家。在这个生成的过程中,各民族文化之间不断碰撞和融合。有金一代,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与女真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非常值得研究。金朝文化的变迁,以汉文化与女真(Jurchen)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演进为核心的。因此,本文以汉文化与女真文化的关系变迁为“轴心”,从总体上考察整个金代的文化。一种文化之所以与外来文化发生冲突,在于其传统文化的特质与外来文明的特质存在矛盾。每种文化内在的特性,往往决定了它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和时常影响着以后的文化进程。女真原初文化具有吸纳性、协同性、尚变性和尚武精神的特质。金朝前期发生了女真文化欲同化汉文化的女真化运动。不过女真文化的吸纳性特质,又促使女真人对汉文化广泛地摄取。入金的汉族士人,对女真文化也存在抵触和排斥的心理。后来由于金朝对待汉族士人政策的转变,和其他各种具体原因,大部分汉族士人成为金朝前期文化建设的中坚,为汉文化与女真文化的融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接受与吸纳,首先导致这种文化内部的冲突。这种文化内部的争论与斗争,又往往与政治、经济利益交织在一起。内部的冲突的结果,决定了外来文化的命运。女真贵族分裂成以熙宗(Emperor His-tsung)、宗干、海陵(Prince of Hai-ling)等人为代表的中央官僚集团,和以宗翰、挞懒等人为代表的地方军政集团两大阵营。他们的冲突不仅是政治、历史现象,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最后,中央官僚集团获得了胜利,决定了金朝文化由女真传统文化向汉文化转变。熙宗和海陵都倾慕汉文化,渴望实现全面的汉化。然而文化的进程不会是顺利的,直线的。由于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文化进程常常出现波动,甚至是“逆流”。世宗(Emperor Shih-tsung)朝采取以保护女真文化与继续汉化相综合的方针。一方面奉行保护女真文化的政策,一方面却又大力推进汉文化的建设,二元文化政策并举。他的继任者章宗(Emperor Chang-tsung)也继承了这种文化政策。金代后期,女真文化与汉文化之间达到了空前的融合,国家的各种制度与中原王朝大致相当。女真人汉化修养与大部分汉族士大夫相似。女真统治者却依然带有民族歧视和偏见,不信任汉族人们(Han Chinese people),为了维护女真人的利益和保留女真文化,将黄河以北的猛安谋克(meng-an mou-ko)户尽数南迁,这不仅加速了金朝的灭亡,亦加剧了女真人们与汉族人们的矛盾,加深了女真文化与汉文化冲突。南渡(southern crossing)之后,士人们认为金朝由盛转衰原因,是章宗朝的奢靡浮华之风。于是他们将矛头对准了章宗朝盛行的浮艳尖新的文学风格。他们主张文学奇古,诗学风雅。金朝后期的政治生态,引发了文学风格的转变。由于创作主体的学养、人生经历不同,复古革新的具体途径和追求的美学风格不同,分成两大文学群体。一是以赵秉文(Chao Ping wen)、元好问(Yuan Hao wen)等人为代表的重学养,倡导敦厚的中和之美;一是以李纯甫(Li Chin-shu)、李天英等人为代表的重天赋、主师心,追求险怪奇崛之美。我们从金朝文化变迁的历史中得出两个结论。其一,民族的发展历程,这是由部落发展为政权民族,最后为文化民族,只有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才可以说,金朝文化、女真文化真正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其二,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过程,是两种文化相遇之初都想同化对方,但事实证明,同化最终都不会成功。因此,两种文化在同化失败之后,相互调适和融合,循环反复,螺旋上升。金朝的文化变迁是一个女真文化与汉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最后形成了一种以汉文化为主体,其他文化多元共存的中华文化综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