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市公司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信息不对称和不同风险偏好为代表的第二类代理问题成为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并且,以资金占用、债务担保、利益输送为代表的“掏空”上市公司的问题是中国公司治理的顽疾之一。关于高管股权激励和大股东掏空的关系虽然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但对其作用关系与影响机制却缺乏理论基础以及规范的检验;本文着手于高管股权激励与大股东掏空抑制的研究。大股东勾结经理人对公司资产进行掏空是当前中国上市公司的普遍情形,而在股权激励这一近似的外部冲击之下,经理人因持有股权的身份转换效应,产生了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行为。本文在引入合谋薪酬的委托代理模型中,探究高管股权激励对合谋关系的稳定性以及大股东掏空程度的影响,通过数值模拟与规范分析,从收入效应、风险效应以及身份转换效应阐释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作用机理,并揭示大股东异质性特征和不同制度情境中的效应差异。以我国沪深A股公司为研究对象,本文开展了如下方面的研究:首先,检验高管股权激励是否存在抑制大股东掏空程度的作用;其次,在具体的渠道效应中,大股东异质特征表现更强掏空动机以及制度情境更利于掏空行为发生的公司,高管股权激励的作用发生如何变化,是否起到了投资者保护的内部治理机制;最后,利用准自然实验的PSM-DID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高管股权激励能够抑制大股东掏空,高管持股作为股权激励的结果,也能够发挥抑制作用;(2)在掏空的动机方面,金字塔型控制结构越复杂、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程度越高的公司,股权激励对掏空的抑制效果越明显;(3)在掏空环境方面,公司所在地市场化程度较低、国有控股公司、集团控股公司,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有着更加明显的抑制效果。研究结论证明了大股东掏空的存在性以及和经理人合谋关系的不稳定性,这为从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提出抑制大股东掏空的政策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