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朝假传体文学是朝鲜高丽朝中后期出现的一种以拟人化笔法为物立传,带有寓言、史传性质的叙事散文文体。其源流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悠久的“以文为戏”、“以文为史”的创作传统。中国唐代韩愈创作《毛颖传》一文,标志着假传体的确立。假传体采用“一人一代记”的传记模式,在文体上既具有寄托性、讽刺性的寓言特征；同时又秉承了史传“直书”与“隐笔”相结合,寓褒贬讥刺于叙事的史传特征。在《毛颖传》后,中国唐宋年间相继出现了一系列仿作,其中不乏苏轼、秦观、张耒这样的文学大家。但由于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因袭旧意,在艺术手法上又缺乏创新,成为了文人雅士寄托闲情逸致,展示文笔才华的游戏之笔,而逐渐淡出文坛,在中国文学史上并未取得一席显著之地。假传体传入邻国朝鲜后,适逢高丽朝汉文文学繁荣发展,诸体文学创作兼备的历史时期。它上承朝鲜历史悠久的寓言传统,在传记文学取得重大发展的背景之下,其假托性和寓言性适应了武臣政变、武人专政时期特殊的政治文化土壤,迅速为高丽文人所采用,出现了最早的假传体作品——林椿的《麴醇传》和《孔方传》。此后,高丽文坛又陆续产生了李奎报的《麴先生传》、《清江使者玄夫传》、李允甫的《无肠公子传》、李穀的《竹夫人传》、李詹的《楮生传》以及释慧谌《竹尊者传》、《冰道者传》、释息影庵《丁侍者传》等十篇假传体作品,形成了一定的创作规模。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品篇篇皆有新意,虽然作家大都将故事发生的背景设置在中国,但是这些作品反映的思想内容均与朝鲜本国本朝事紧密相连,展现了高丽朝中后期的时代风潮和思想变化。这些作品紧紧围绕所拟写事物的特征,通过为其立传,在字里行间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麴醇传》、《麴先生传》对酒文化、酒政的阐释；《孔方传》对货币经济政策演变的思考；《楮生传》对纸张在政治文化中所起作用的理解；《竹尊者传》、《竹夫人传》、《丁侍者传》对修竹文化的独特诠释；《清江使者玄夫传》对卜筮文化的追溯等等。更为重要的是,高丽假传体作品在拟人化事物物性特征的背后,加诸了作者对当时社会、时政、官场现实的深刻思索,并表现出泾渭分明的褒贬态度。高丽假传体文学作品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表现出卓越的成就,在艺术上,它采用了拟人化的艺术手法塑造人物、推进情节,使拟人化的人物活灵活现于时代历史的舞台之上,并目.具有了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将拟人化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高丽假传体文学将象征艺术、俳谐艺术巧妙融合,采用多种多样的浪漫性艺术手法,妆点寄托沉郁的现实。人物是传记的灵魂,传记文学必须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中心。高丽假传体文学通过各种艺术手段,塑造了一系列亦人亦物、半人半物的艺术形象。这些形象虽是器物的拟人,但仍然来自于现实生活,具有一定个性,是当时社会中某类人的象征,带有若干典型意义,同时也渗透、承载着作者的思想感情。这些都使得高丽朝假传体文学在朝鲜叙事文学向小说化发展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高丽朝假传体文学是在中国传奇文学、传记文学、唐宋假传体文学等相关文学艺术形式影响的基础上,在本国悠久的寓言传统和勃兴的传记文学背景下孕育而生。它直接影响了朝鲜朝的假传创作,并为假传体寓言小说的产生和繁荣提供了榜样,在朝鲜古代叙事文学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重要作用。